柳宗元文《捕蛇者说》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大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 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 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 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曾明确地说过自己的写作宗旨：“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他把“明道”作为他的写作目的，以“文”传“道”，干预现实，使“文”发生积极的社会效应，《捕蛇者说》就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作。
柳宗元始终关心政治，关心现实，在贬居永州后，仍不忘他的改革的理想，勇于针砭时弊，同情人民疾苦，在《捕蛇者说》中大胆揭露了苛政之猛，“赋敛之毒”。全文用“毒”一以贯之，把视点始终放在“毒”字上。文章一开始就极写永州之野的异蛇之毒——“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极言其毒。因其剧毒而可以治大风等病，故“大医以王命聚之”。只要“岁赋其二”，便可“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这段描述，明写异蛇之毒而有奇效，暗写赋敛之毒，苛政之猛，后者之意尽藏于“争奔走”三字之中，而又以一个“争”字点睛，已让我们感知到了“赋敛之毒”，从而为蒋氏的登场作了交代。接着是蒋氏登场，他讲了一个血淋淋的故事。但讲得很克制，很平静，很简略;讲祖宗三代的经历只有二十三个字，却连续使用了三个“死”字：“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三代人的血泪饱融在这几个字中。这里没有必要展开，因为蛇毒之害并不是文章鞭笞的目的，作者仅仅是以此作为一个参照系，与下文赋敛之毒作对照。在此连用三个“死”字，蒋氏宁愿继续去捕蛇也不肯更其役，复其赋，我们从中已经可以预感到贼敛之毒了。这是“余悲之”一句所起的作用。“我”是出于同情，才接连两次发问，而客观上却是起了提示作用，或者也可以说是激发作用，经“我”一问，终于触到了蒋氏的痛处，他痛哭流涕地诉说了为什么要作这样的选择，这才把异蛇之毒与赋敛之毒联系起来，充分揭露了赋敛之毒，从而把蒋氏的境遇之惨以及他的思想情绪推向高峰，这是本文悲的中心所在。蒋氏先说赋敛之毒：“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向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殚”、“竭”二语和三个“与吾”排比句极言了赋敛之毒，以六十年的历史说明了横征暴敛之甚。蒋氏的这一番话我们可以在史料中得到证实。德宗时的宰相陆贽曾上奏章说：“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粮，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而且当征敛之时便有凶暴的乡间小官吏气焰嚣张地到处奔走叫嚷，搞得鸡犬不宁。百姓所受赋敛之苦，跃然纸上。蒋氏却以捕蛇为业，“岁赋其二”，虽然一年要冒两次死的危险，而其余时间却可“熙熙而乐”，不像乡邻那样天天不得安宁。蒋氏是在对比中言其自得其乐的。这么一比，蒋氏以冒死捕蛇倒是一件“幸”事了，他不仅无“悍吏”之扰，而且还可以“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 这是乡邻所不能享受的。即使被蛇毒死，也比乡邻们死得晚了，比之赋税，哪里敢说异蛇之毒呢?通过这么一个心酸的对比，从而得出“苛政猛于虎”的结论。“苛政猛于虎”这一成语出于《礼记·檀弓下》，孔子语，主张仁政爱民，这就是柳宗元所要宣扬的“道”。在此，作者用了欲擒先纵的手法说“吾尝疑乎是”，先宕开一笔，然后再验之以蒋氏的苦难境遇，这就把赋敛之毒上升到政治黑暗的高度去认识了，这一批判富有千钧之力。
这是一篇纪实散文，除了文章开头对毒蛇的叙写和最后的议论外，主要由蒋氏的两段话组成，与现在的采访实录十分相似，富有真实感，更有说服力。驾驭这种写法需有高超的技能。如若处理不当，大段的人物独白，易于乏味。但柳宗元巧妙地进行了艺术处理，先用欲扬先抑法，其实蛇之毒未变，而与赋敛相比就不显得毒了。极言异蛇之毒，最后才说“又安敢毒耶”? 同时，又用了对比法，一是将赋税与赋蛇相对比，宁可冒死捕蛇，“岁赋其二”，“当其租入”，揭示了赋敛之毒;二是以蒋氏之倖存与乡邻之徙亡相对比，说明赋蛇胜于赋租，两次对比都突出了文章中心。由于多种手法交叉运用，抑扬顿挫，曲尽其妙。卒章显志，充分表现了同情人民和渴望改革时弊的政治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