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王禹偁文《待漏院记》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散文·王禹偁文《待漏院记》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 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 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尔。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

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金门未辟,玉漏犹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

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釐之。忧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门既启,四聪甚迩。相君言焉,时君纳焉。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若然,总百官,食万钱,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色,搆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回。相君言焉,时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 若然,则死下狱,投远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 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

(据四部丛刊本《小畜集》,下同)

王禹偁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先驱人物之一。他论文主张“传道明心”,所谓“传道”,即弘扬儒家的道德伦理,所谓“明心”,即表达作家内心修养。但王禹偁并非文、道合一论者,他不认为有道自然就能有文,而认识到文有相对独立于道的功能,所以也要求文章作者“能远师六经,近师吏部(韩愈),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见《答张扶书》)。这些认识均为后来的欧阳修发扬光大,从而指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蓬勃发展。这篇《待漏院记》以“勤政爱民”的主旨来箴规执政的宰相,而用骈散相兼、正反对比的手法精心结撰,简洁平易,音韵铿锵,读来琅琅上口,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它可以说是体现着王禹偁论文主张的一篇成功之作。

全文分五个层次逐步展开。

首句至“况宰相乎”为第一层。作者以为,朝廷设官分职,治理、教化百姓,乃是顺应天道,而从皋陶、后夔、房玄龄、魏征等等自古以来许多贤相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顺应天道的关键,不单在“有其德”,却更在“务于勤”;朝廷百官都应该“夙兴夜寐”,勤于国事,宰相为百官之首,自然不能例外。文章开篇即用“天道不言”与“圣人不言”两组排比对称的句式自问自答,意境开阔,气势宏大,引人入胜;接着作者把说理的重点落到“务于勤”上面,有理论,有实例,迫使读者不得不对他的议论加以首肯。

由“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至“于焉以息”,是文章的第二层。这一层着重说明朝迁沿袭旧制设立待漏院的本意是“示勤政”,紧应上文的“务于勤”而点题。这里,作者以“相君启行,煌煌火城”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的骈句韵语描写宰相在“东方未明”之时来到待漏院的仪卫之盛,又以“金门未辟,玉漏犹滴”与“彻盖下车,于焉以息”的骈句韵语描写宰相来到待漏院等待皇帝上朝时的肃穆景象,令人如闻如见。

文章的第三层自“待漏之际”至“非幸也,宜也”;第四层自“其或私仇未复”至“非不幸也,亦宜也”。这两层采取全层对比的手法进入了叙事与说理的中心。身为执政大臣的宰相,当莅临待漏院等待皇帝上朝听政的庄严时刻,内心所思所想的是什么?是想着如何安兆民、抚四夷、息兵革、辟田畴、进贤人、斥佞臣、消灾祸、除欺诈呢,还是考虑如何报私仇、了私恩、取美人、攫宝物、进奸人、退直士、瞒天灾、庇酷吏呢?如果所思所想为前者,那么,他就会去辅佐皇帝,治国平天下,如此,他“总百官,食万钱”,即理所当然;如果所思所想为后者,那么,他就会去迷惑皇帝祸国殃民,如此,他“死下狱,投远方”,便罪有应得。两两对比,在叙事说理的同时活画出贤相与奸相两种形象,表达出作者鲜明的爱憎,而箴规劝勉当朝执政者的拳拳之意,也自然而然地寓乎其中了。

自“是知一国这政”至“亦无所取焉”是文章的第五层。这一层先以“可不慎欤”的几句警戎语收束前文,又顺手侧笔勾勒出一种是非不辨、庸碌无能的“庸相”的嘴脸,并指出这种“庸相”只不过是尸位素餐、保命第一,不值一谈! 至此,全文的议论即戛然而止。很明显,这个看似顺便一提的侧笔,乃是作者特意的补充,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使全文活泼生动,富于变化,神完气足,饶有韵味。

文末,作者点明了作文的用意。我们从“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二句,可知此文是宋太宗淳化初年王禹偁任左司谏、知制诰判大理寺时所作。由于作者有常在待漏院等候上朝的生活感受,又素有勤政爱民的进步思想,且为人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文中所论皆真挚恳切,义正词严。《宋史》本传评王禹偁说:“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尝云:‘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绛、崔群间,斯无愧矣。’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不容,故屡见摈斥。”他曾因直言朝政得失而三次被贬谪,但所作《三黜赋》却仍写下这样的句子:“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折而何亏!”诵读这篇《待漏院记》,我们可以想见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