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文《封建论》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天地果无初乎? 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 曰： 有初为近。孰明之? 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 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捍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盭，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 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 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 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划，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 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 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 汉事然也。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 下果不肖乎? 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据中华书局翻印影宋刻世䌽堂本《柳河东集》，下同)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他的散文，可以从他贬到永州为界。之前，他热衷于功名，“意欲施之事实”而“心少”“为文”，因此有影响的散文不多。“自为罪人”被贬永州后，“复为之”，以文章实现他的“辅时及物之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改革的失败，前途的挫折，诸多不快，情绪郁结于心，再加上有机会深入民间，与山水为伴，这些情绪就或借山水喷泻，或托人事发泄，都是“不平则鸣”，大胆干预生活，针砭时局，所得篇章，极有光采，皆为上品。尤其是“永州八记”，堪称游记中的杰作，为千古所传诵。还有他的《封建论》也是名重文坛的杰作。

柳宗元实质上是个政治家，他始终对政治有高昂的热情。他和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就是要用古文来宣传他的“道”。柳宗元所说的“道”，就是儒道。他再三说“其言本儒术”(《与吕道州温〈非国语〉》)，并在《答杨诲之第二书》中说：“到永州七年来，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因此，他的散文的政治色彩浓烈，倾向鲜明，而且“文”和“道”结合得很好，没有空洞说教的毛病。鉴于这一点，我们在欣赏他的散文时不可忽视他的政治主张，更不可忘记他的政治热情。这都明显地表现在他的《封建论》和“永州八记”等代表作中。似乎可以这样说，他的写山写水写草写木写麋写驴写鼠的散文，也都是在写“自我”——一个政治化了的柳宗元。《封建论》则是鞭挞封建制，肯定郡邑制，昭示他的政治主张的力作。

《封建论》是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不久写成的。确切时间已无从考证。据施子愉的《柳宗元年谱》： 《封建论》“虽无确年可考，而以在永州最为近是。盖宗元谪永后始究心古籍，发而为议论，乃有甚精辟者，且论云：‘今矫而变之，垂二有祀。’唐高祖以武德元年(618)即位，至元和十三年(818)为二百年，此所谓‘垂二百祀’，也正与柳宗元在永州时年岁相合。”此说可供我们参考。

文章以揭露封建制的弊端肯定郡邑制为中心，但落笔很远，开头第一节便从生民之初从尧舜禹说起，这也是作者被迫而为。因为当时保守势力就是搬出老祖宗，他们就认为“夏、商、周、汉”这些朝代皆因“封建而延，秦却因郡邑而促”。要驳斥这些谬论，就必须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即从远古开始论述。尽管起笔遥远，但他的目标很明确，首先要弄清封建制的由来：“封建，非圣人意也”，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强调这一论点，作者用了两个“势”字进行论述古圣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柳宗元所说的“势”是指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者认为，当分封制在它必须出现和已经存在的时候，任何圣君都休想动摇它，即便是尧、舜、禹、汤、文、武也“莫能去之”，他们不是不想摆脱，而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不让他们摆脱，从而说明了“封建，非圣人之意”而由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论点。第二节紧扣“势”字具体论证这一点。作者是这样论证的： 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到“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到“智而明者，所伏必众”，于是出现了“群”和“群之长”。这样由小而大，进而出现了诸侯，出现了方伯，出现了连帅，出现了天子，从而得出结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论证和说理简明透彻，强调并突出了“势”的作用，充分说明了封建制的出现并非圣人之意，乃是由社会发展的趋势所决定。柳宗元能从社会发展的势态的角度说明封建制产生的原因，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的光辉，这是难能可贵的。柳宗元是崇尚圣人之道，主张天下统一，反对封建割据的。封建制既非圣人之意，乃客观情势所然，这就可以论其优劣了。因此，第一、二节是一段，说明封建制之由来非圣人之意，为第二段论其优劣张本。作者在论述封建制的优劣时，将封建制与郡邑制相比较，以周、秦、汉、唐四代为实例进行论证，从而得出否定封建制肯定郡邑制的结论。这是第三节所写的内容。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作者从宏观的角度以高屋建瓴的气势，用周、秦、汉、唐四代的大量史实，通过分析从得失利弊进行比较：周——“裂土田而瓜分之”，结果是“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周室之败端，其在乎此矣”。秦——“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但它的失败是因为“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废郡邑，结果“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唐——“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虽有安史之乱，但“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从而得出“秦制之得，亦以明矣”，“州县之设，固不可革”的结论，达到了否定分封制肯定郡县制的目的。整个论述，汪洋恣肆，气度不凡。以大量雄辨的事实把整个历史作为背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对比论证，揭露了封建制的弊端，昭示了郡邑制的优越性。由此得出富有说明力的结论，并为下文批驳谬论打下了基础。文章的第三部分共三节，通过三个“或者”摆出保守派反对郡邑制维护封建制的三个谬论： 一是所谓“封建者，心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封建制易于治理，而郡邑制反之(苟其心，思迁其序而已，何能理乎)。作者以是否易于治理为核心，以周、秦、汉的史实为例，有分析，有说理，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最后归结到唐用郡邑制的正确。在批驳时，连用了“周之事迹断可见矣”、“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的观点鲜明的排比句，富有气势而又有先声夺人之效;而以汉事进行驳斥时分析透辟，辞约理至，所向披靡。二是所谓“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作者以魏晋因循封建而“不闻延祚”和“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正反二例驳之，十分有力。三是“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作者以“汤、武之所不得已”驳之，说明“不革其制”并非圣王之意，乃由“势”所然，自可复议，说得鞭辟入里。那些谬论都有危害性，在《汉书·诸侯王表序》、曹冏《六代论》、陆机《王等诸侯论》中都有所反映。以上三个反面论点，其一从事理说封建制的好处，其二从夏商周汉的事实说封建制的成功，作者都一一予以驳倒，其三抬出“圣王”，这是在理屈词穷境地中的最后一着，也被作者一语破的。三层从三个角度步步逼进，但因都遭到有力地还击而彻底失败。同时，在对反面论点的批驳中也充分说明了郡邑制的好处，伸张并突现了正面论点。至此，作者犹嫌不足，更从治理“天下之道”以及如何举贤任能的高度剖析了封建制的弊端，深刻揭露了其祸害：“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上果贤乎?下果不贤乎?”“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能说是圣王之意吗? 由驳转立，呼应前文，结尾圆转有力。全文纵横开阖而富有气势，驳论针锋相对而具有力量，观点鲜明，干脆利落，实现了他自己提出的创作原则，不乏“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特点。也如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赞誉的： 柳文“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家，踔厉风发”。此论评柳文的特点十分剀切。后人曾把柳宗元和韩愈的文章作了很形象的比较：“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刘熙载《艺概》)“如水”，言其像波涛汹涌，势如江河;“如山”，说它如崇山峻岭，挺秀峭拔。以《封建论》观之，无论是立论还是驳论，都是以宏伟的历史画卷为背景，或纵或敛，或开或合，奇峰叠起，雄深雅健，显示了“山”的气势和力量。因此，苏轼评《封建论》给予了力压群作之誉：“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以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古法也。”(《东坡海外集·秦不封建论》)更可贵的是，柳宗元作为政治斗争漩涡中的失败者，他还能借古论今，对中唐时代藩镇割据、俊贤不得重用的客观现实予以针砭，与权贵们进行斗争。这种勇气来自他要以文“辅时及物”的信念，而且他的反对封建制的进步政治主张，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诚然，也有其以郡邑制为理想政制的局限。但从全文而言，特别是从政论文的写作言，《封建论》当为我们学习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