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夜僧楼强自凭，传柑时节冱寒凝。

怕听歌板听禅板，厌看春灯看佛灯。

好景笑人常寂寂，春愁泥我渐腾腾。

今年准拟捐花事，坐断萧斋一榻绳。

《僧舍上元》写于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年)。此前黄景仁曾两度应江南乡试，但均未能得中。失去仕宦的进身之阶，同时又深感知音难觅，于是诗人被迫开始了漫长的 “浪游”生涯，踏上了坎坷的生活道路。这首诗便是诗人22岁那年壮志未酬、怀才不遇、抛撇亲人，孤身客居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幕府之际，在“上元”亦即正月十五传统的元宵节之夜独处僧舍从而写下的一首抒情之作，反映了对现世社会的一种绝望心态。

首联“独夜僧楼强自凭，传柑时节冱寒凝”两句字面点题。一是地点——“僧楼”亦即“僧舍”; 二是时间——“传柑时节”亦即“上元”。北宋时，皇帝每于上元夜在宫中宴请大臣，贵戚宫人得受黄柑赏赐，谓之“传柑”。当时苏轼在《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诗中，就有过“归来一点残灯在，犹有传柑遗细君”之句。而黄景仁在这个万众狂欢的元宵之夜，却独自一个人躲进僧楼，勉强寻找一种慰藉，他所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寂寞萧条、积冻不开的凄冷气氛。这样一闹一静，以闹衬静，以静写悲，从而造成一种强烈的反差，生动地体现了“伤心人住断肠天”(舒位《题黄仲则悔存诗钞后》)的悲凉景象，使一个离家飘流的异乡之客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颔联“怕听歌板听禅板，厌看春灯看佛灯。”此联承接上联道出了元宵之夜为何独自躲进僧楼的缘由，也就是诗人害怕听到歌板，讨厌看到春灯，而喜欢听禅板、看佛灯。寺庙里单调的禅板和淡素的佛灯果真要比美妙的歌板和漂亮的春灯来得有趣吗？ 显然并非如此。唐代诗人王维说得好，“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本应共享天伦之乐的良辰佳节，黄景仁却为生计所迫，不得已离开高堂老母、娇妻幼女，独身游幕他乡，寄人篱下，那么歌板春灯，也就只能触景生情，引起诗人更大的悲郁;他唯一可以选择的，自然也只能是禅板和佛灯了。因此，这两句诗歌，实际上是诗人的悲愤之语，它抒发了诗人对当时这个扼杀人才的社会的深切不满和绝望，同时也流露了诗人孤客酸卒、无可奈何、希冀超脱的心理状态。

此联在内容上寄意遥深，在形式上也匠心独具。诗歌上句“听禅板”与“听歌板”，下句 “看佛灯”与“看春灯”分别构成对仗，然后又两句合在一起构成对仗。这样从句中自对再到两句互对，流走跌宕，一气呵成，天然凑泊而无丝毫人工造作痕迹，从而显示出诗人高超的艺术手段。

颈联“好景笑人常寂寂，春愁泥我渐腾腾”。两句大意是说，良辰美景讥笑我常常寂寞， 春愁苦闷纠缠我越来越深。 一个 “寂寂”和一个 “愁”字，使整联平添了一份悲怆凄恻之感。按之黄景仁诗集 《自叙》所谓 “益无有知之者，乃为浪游”云云，可知诗人此种“寂寂”乃为人生缺少知己而发。至于“愁”，则其内蕴更为复杂。这里面既有知音难觅的感慨，也有壮志不酬的悲伤。诗人天资超迈，素怀远大抱负，期冀有朝一日能为国家建功树业。正如他在《少年行》中挥笔所写的那样：“男儿作健向沙场，自爱登台不望乡。太白高高天尺五，宝刀明月共辉光。”然而遗憾的是他却生不逢时，在不合理的封建科举制度下成了牺牲品，高才不第，屡试不中，因而与仕宦无缘，经纶难展，最后竟为觅升斗之米而奔走四方。这样，伴随着繁华春天的来临，眼着看万物萌生的景象，诗人内心的愁苦反而越加深切，无计可脱，诚所谓 “渐腾腾”了。

尾联“今年准拟捐花事，坐断萧斋一榻绳。”此处“萧斋”，是指佛斋、书斋。由于上文所说的诗人被 “春愁”纠缠，“怕听歌板”，“厌看春灯”，而喜听禅板，爱看佛灯，所以他打算在今年的春天里，捐弃一切热闹的 “花事”，而牢守 “萧斋”，“坐断”“榻绳”，以此来躲避现实，求得片刻的安宁和解脱。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世界，诗人一颗敏感自尊而又备受创伤的心，也只有在 “萧斋”或者“僧舍”中才能暂时找到一方安息凭靠之地。

这首诗在整体的谋篇布局上，都紧扣诗题中的 “僧舍”和“上元”来进行安排。在全诗的各联中，诗人总是把两者密切妥贴地安放在一起，相对而出，互为比较。如 “僧楼”与 “传柑时节”; “歌板”、“春灯”与“禅板”、“佛灯”;“好景”与“春愁”，“寂寂”与“腾腾”;“花事”与“萧斋”等等。这样一种双线布置和对比安排，既使得全诗在结构上浑然一体，又造成了热闹喧哗的 “上元”之夜与寂寞冷清的“僧舍”独凭这两者之间的极大反差，从而有效地强化了诗歌的主题，深化了诗歌的意境，令人读起来低徊婉转，凄怆悱恻，为之留连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