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转对疏

准御史台告报，臣寮朝辞日具转对。臣愚浅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窃观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群臣与图天下之事，而能绌封伦，用魏郑公之说，所以成贞观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群臣，使陈当世之务，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显德之政，亦独能变五代之因循。夫当众说之驰骋，而以独见之言，陈未形之得失，此听者之所难也。然二君能辨之于群众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时之效，此后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颂二君之明也。

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诏群臣，使以次对。然且将岁余，未闻取一人、得一言。岂当世固乏人，不足以当陛下之意欤？抑所以延问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实欤？臣愚窃计，殆进言者未有以当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将比迹于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独观于世俗之表，详思臣言而择其中，则二君之明，岂足道于后世；而士之怀抱忠义者，岂复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

臣伏以陛下恭俭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聪明睿智，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来，早朝晏罢，广问兼听，有更制变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群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时，在天则有日食星变之异，在地则有震动陷裂、水泉涌溢之灾，在人则有饥馑流亡、讹言相惊之患，三者皆非常之变也。及从而察今之天下，则风俗日以薄恶，纪纲日以弛坏，百司庶务，一切文具而已。内外之任，则不足于人材；公私之计，则不足于食货。近则不能不以盗贼为虑，远则不能不以夷狄为忧。海内智谋之士，常恐天下之势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时如此。陛下有更制变俗、比迹唐虞之志，则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万事理。”臣以谓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于心而已。

臣观《洪范》所以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而要其所以为始者，思也；《大学》所以诚意、正心、修身，治其国家天下，而要其所以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谓正其本者，在得之于心而已。得之于心者，其术非他，学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为大学之道也。古之圣人，舜、禹、成、汤，文、武，未有不由学而成，而傅说、周公之辅其君，未尝不勉之以学。故孟子以谓学焉而后有为，则汤以王，齐桓公以霸，皆不劳而能也。盖学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诚能磨砻长养，至于有以自得，则天下之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尽也。能尽天下之理，则天下之以事物接于我者，无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语接于我者，无以蔽其外。夫然则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从善而已矣，邪说之所不能乱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资之以不息，则积其小者必至于大，积其微者必至于显。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于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学，而积之至于从心之不逾矩，岂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终始典于学。”又曰：“学然后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学不厌。”盖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于我者不能累其内，所以治内也；言语之接于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应外也。有以治内，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应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发育万物，而和同天人之际也。

自周衰以来，道术不明。为人君者，莫知学先王之道以明其心；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简，溺于流俗末世之卑浅，以先王之道为迂远而难遵。人主虽有聪明敏达之质，而无磨砻长养之具，至于不能有以自得，则天下之事在于理者有所不能尽也。不能尽天下之理，则天下之以事物接于我者，足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语接于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从善而邪说足以乱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则愈甚无补；行之以不息，则不能见效。其弊则至于邪情胜而正理灭，邪说长而正论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于乱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来，人主之所以可传于后世者少也。可传于后世者，若汉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谓有美质矣。由其学不能远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贤于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议唐虞三代之盛德，则彼乌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来，千有余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浅陋，以趋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绌而不省。故以孔子之圣、孟子之贤，而犹不遇也。

今去孔孟之时又远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来千有余年，所谓迂远而难遵者也。然臣敢献之于陛下者，臣观先王之所已试，其言最近而非远，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区区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圣质，而渐渍于道义之日又不为不久；然臣以谓陛下有更制变俗、比迹唐虞之志，则在得之于心；得之于心，则在学焉而已者。臣愚以谓陛下宜观《洪范》《大学》之所陈，知治道之所本不在于他；观傅说、周公之所戒，知学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变俗、比迹唐虞之志，则当恳诚恻怛，以讲明旧学而推广之，务当于道德之体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复之熟之，使圣心之所存，从容于自得之地，则万事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尽也。能尽万事之理，则内不累于天下之物，外不累于天下之言。然后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论而用之，邪说之所不能乱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资之以不息，则虽细必巨，虽微必显。以陛下之聪明，而充之以至于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智，而积之以至于从心所欲之不逾矩，夫岂远哉？顾勉强如何耳。夫然，故内成德化，外成法度，以发育万物，而和同天人之际，甚易也。若夫移风俗之薄恶，振纪纲之弛坏，变百司庶务之文具，厉天下之士使称其位，理天下之财以赡其用，近者使之亲附，远者使之服从，海内之势使之常安，则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应不臻，而变异不消者也。如圣心之所存，未及于此，内未能无秋毫之累，外未能无纤芥之蔽，则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虑有所未审；欲用天下之智谋材谞之士，而议论有所未一，于国家天下愈甚无补，而风俗纲纪愈以衰坏也。非独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乱之几，未尝不出于此。

臣幸蒙降问，言天下之细务，而无益于得失之数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区区之志也。辄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国家之大体。惟陛下审察而择其宜，天下幸甚！

王遵岩曰： 董仲舒、刘向、扬雄之文不过如此。若论结构法，则汉犹有所未备；而其气厚质醇，曾远不逮董、刘矣。惟扬雄才艰，而又不能大变于当时之体，比曾为不及。

茅鹿门曰： 劝学二字，公之所见正，所志亦大。而惜也才不足以副之，故不得见用于时。姑录而存之，以见公之概。

张孝先曰： 通篇大要在得之于心，致其知以尽天下之理而已。文字层层脱换，步步回环，如川增云升，多少奇观！而寻其关键，只是一线到底耳。朱子言南丰文字峻洁有法度，当于此观之。其引经术，直是西汉文气味，韩、欧集中俱未有也。特其说到为学工夫，终少把柄，与程、朱论学又隔一重。故学者欲求圣贤之学，必自程、朱之绪言入，方有实地可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