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亭记
嘉祐六年，尚书虞部员外郎梅君为徐之萧县，改作其治所之东亭，以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岁秋冬，来请记于京师，属余有亡妹殇女之悲，不果为。明年春，又来请，属余有悼亡之悲，又不果为。而其请犹不止。至冬乃为之记曰：
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与天地同其变化者，夫岂远哉？生于心而已矣。若夫极天下之知，以穷天人之理，于夫性之在我者，能尽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则万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虚其心也，万物不能累我矣。而应乎万物，与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尝废也。于是有法诫之设，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齐其心也。虚其心者，极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齐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则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国家天下者，可知矣。
今梅君之为是亭，曰不敢以为游观之美，盖所以推本为治之意，而且将清心于此，其所存者，亦可谓能知其要矣。乃为之记，而道予之所闻者焉。十一月五日，南丰曾巩记。
茅鹿门曰： 此记与《醒心亭记》，所谓说理之文，子固于诸家尤所擅长。
张孝先曰： 不累于物而能应物，方非守寂之学。其于“清心”二字，大有扩充。曾公学有本原，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