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欧阳修《有美堂记》原文|注释|赏析

欧阳修

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于其行也，天子宠之以诗，于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以为杭人之荣。然公之甚爱斯堂也，虽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命予志之，其请至六七而不倦。予乃为之言曰：

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后得焉;览人物之盛丽，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后足焉。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僣窃于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

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 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馀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然其于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遗于彼。独所谓有美堂者，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

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四年八月丁亥，庐陵欧阳修记。

《有美堂记》是一篇意蕴深远、写作上颇具特色的好文章，决非方苞等人认为的“随俗应酬之作”。

姚鼐评此文云：“势随意变，风韵溢于行间，诵之锵然。”指的是表现方法的丰富多样和音调的铿锵。《有美堂记》长不足六百字，虽以议论为主，却摆脱了一般议论文夹叙夹议仅采用两种表现方法的束缚，而参以描写、抒情等表现方法。如第三段金陵、钱塘风神即融合了抒情的对比描写，深沉的议论意在言外，掀起了文章的高潮。确使文情得到尺幅千里、风韵迭出、势随意变、一浪更比一浪高的效果。

《有美堂记》章法极其严谨，思路和层次一丝不苟，无一败笔、弱笔，具见大文学家认真写作全力缚兔之状。然而其章法又极灵活，“天上浮云为白衣，斯须变幻为苍狗。”变幻多端，是这篇散文艺术表现方法上的主要特点。第一段揭示堂名和作记由来。宋仁宗《赐梅挚守杭州》诗首联：“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有美堂”的“有美”二字，即取自皇帝赐诗的首句，州守梅挚建于吴山之巅、题名源于皇帝赐诗的“有美堂”，非同小可，兼又梅挚六、七次请求欧阳修作记。第一段文虽淡入，势已陡起。第二段却忽然宕开，把有美堂和杭州撇在一边，以泛笔去写“宽闲之野、寂寞之乡”的远处、大处——似与有美堂无干的处所。第三段先写罗浮、天台、衡岳、庐阜，宽阔的洞庭，险峻的三峡，这些号称东南奇伟秀绝的地方，都在下州小邑、僻陋之邦，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虽美而不乐。由聚而散，此是一变。看似散开，实际却是与杭州(有美堂)作对比论证的第一步。接写金陵(南京)和钱塘(即有美堂所在的杭州)，是散也是聚，并且是继续对比论证的第二步。金陵过去虽美且乐，但经战乱，颓垣废址，荒烟野草，今非昔比。对比今日仍然美且乐的钱塘：“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仍在对比，是散;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转到金陵、钱塘，是聚。但仅是聚的第一步，第四段由钱塘再聚到吴山有美堂，为聚的第二步。

文中宾主聚散之法，如暴风雨前的烟云，变化出奇，真有金圣叹所谓“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文章聚焦到第四段末，点题：“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突出了吴山巅的有美堂，散而复聚，开而复合。欧阳修的另一篇名作《醉翁亭记》的写景和抒情，也采用了类似的由散而聚的手法。

细味文章的意蕴，作者刻意描画的显然不是有美堂而在于杭州(钱塘)。吴山位于今杭州市区和西湖的南面。面北站在吴山之巅，向偏东西的方向遥望，城市和秀美的湖山“左右映带”，“美且乐”的盛景尽收眼底。南望则可见“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的钱塘江壮观。《有美堂记》是抓住了杭州的主要特点——湖山江海和城市紧密结合这一个性的。千年后的今日看来，这仍是杭州风光的主要特点。

《有美堂记》以议论为主，内容涉及五代时金陵因战乱而残破、钱塘因吴越王钱俶归降赵宋而得保全的史实，并涉及由皇帝到地方官梅挚等时人，这其中决不会没有深刻的寄寓。文中表达了爱国爱民的深沉思想感情，含蓄地表达了更其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同时又是政治家和史学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以副职摄全国军政。他情怀刚烈宽广，在民族矛盾、阶段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一直关心国计民生，不求独善其身。如向宋仁宗上书言事，曾有“今兵戎未息，赋役方烦，百姓嗷嗷，疮痍未复”(《论按察官吏札子》)，“兵兴以来天下公私匮乏者，殆非夷狄为患，全由官吏坏之”(《论乞止绝河北伐民桑柘札子》)等语，表现出对宋朝统治者在辽和西夏等异族野蛮侵略之前一味退让苟全和对内加剧剥削压迫人民的不满。庆历五年(1045)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被牵连诬告下狱，并屡遭贬。仁宗晚年服丹药，溺深宫，大臣奏事，点头敷衍。军政加速腐败。《有美堂记》作于仁宗嘉祐四年 (1059)，欧阳修这时已是思想成熟的晚年，几年前被调回京城任翰林学士修史。时局每况愈下，欧阳修虽是一名贬官，但《有美堂记》的字里行间，爱国爱民的激情并未稍减。从东南风光奇伟秀绝的“下州小邑”到“富贵之邦”的金陵、钱塘，再到山水人物“一寓目而尽得之”的吴山有美堂。无论写人状物，评古论今，笔端无不处处有情。第五段评热爱杭州筑有美堂的地方官梅挚道：“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说的是梅挚，其实也是欧阳修的夫子自道。爱国爱民既是如此深沉，面对着那样的时局，就不可能不忧国忧民。《丰乐亭记》中“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则遗老尽矣”的隐忧，《有美堂记》中，“今其民幸富完安乐”的钱塘，在战乱中转眼金陵一样变作“颓垣废址、荒烟野草”的亡国不祥预感，自然就更加深重了。可以说，南宋人“后死无仇可雪”的悲鸣，在《有美堂记》中已隐约显露苗头。

苏洵称欧文“纡余委备”。谢枋得则谓，“欧阳公文章为一代宗师，然藏锋敛锷，韬光沉馨，不如韩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欧阳修的散文确重含蓄，意蕴深远。言外之意丰富，往往使读者如嚼橄榄，回味甚长。《有美堂记》即其一例。与“八大家”中韩、柳诸人一些痛快淋漓、辣味十足的文章相比，风格显然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