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田元均论财计书》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欧阳修《与田元均论财计书》原文|注释|赏析

欧阳修

修启。承有国计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审已至阙下。道路劳止,寝味多休。

弊乏之余,谅烦精虑。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无沮改,则实难;裁冗长、塞侥幸非难,然欲其能久而无怨谤,则不易。为大计既迟久而莫待,收细碎又无益而徒劳。凡相知为元均虑者,多如此说,不审以为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尔。

春暄,千万为国自厚,不宣。修再拜。

这是欧阳修写给新膺朝命的友人田况的一封短札。欧阳修在信中,对旧友就当时的财计改革问题,略陈了自己的看法。田况,字元均,宋史有传,传中称其“有文武才略,言事精畅”,是一个有干才和抱负的人。欧阳修与他甚有交谊。庆历年间,田况以真定帅移秦州,欧阳修曾“权府事者三月”,后欧阳修有《寄秦州田元均》一诗,诗中写道:“由来边将用儒臣,坐以威名抚汉军; 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极表推重。本信写于皇祐三年 (1051),时欧阳修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北宋南京在今河南商丘市。田况则由蜀召回汴京,以给事中判三司。三司为北宋沿五代而设的最高财政长官,掌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主管官称三司使,职位重要。欧阳修闻田元均在国家财经艰难之际,丁此重任,嗟政事之纷更,期旧友以施为,思绪联翩,远贻此简。

由于这封信论及当时时事,因此需要在此略述作为历史背景的庆历新政一事。此事发生在不久之前,曾使北宋政局一再发生变化,欧阳修并因此而落职外放。原来到北宋仁宗时,积弊日深,财政困绌,官俸兵饷开支骤增,民生匮乏,造成国内不安,国外则有辽夏强敌之威胁,人们卧不宁席。因此,较有远见和明智的臣僚发出要求改革的呼声,庆历三年(1043),参知政事 (相当于副相) 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政事的主张,仁宗加以采纳,用范仲淹主持新政。欧阳修是对范仲淹的主张持相同观点并积极支持的。他在庆历二年即上书提出三弊五事,在庆历三年知谏院后,前后一年内,向仁宗上奏议达六七十篇,提出与范仲淹的政治见解相类似的意见。但他们的政策遭到十分强烈的反对。朝臣章得象、夏竦等指责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及欧阳修等为“朋党”,双方酿成激烈的党争,旧史称之为“庆历党争”。其后,仁宗改变意旨。范仲淹、富弼相继罢职。欧阳修上书为他们申辩云:“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小人欲广陷良善,必指为朋党……臣为朝廷惜之。”结果,欧阳修亦于庆历五年获谴外贬为滁州太守。这是他第二次外放,此后,移知扬州、颖州、应天府诸地,到至和元年 (1054) 才奉调返京,前后外放了十个年头。欧阳修写此信时,已是庆历新政失败,他屏居外邑后的第七、八个年头了。

欧阳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知田况的新命而发出了这封信。田况固亦有改革之心,但据《宋史》,此时仁宗的思想仍“颇以好名为非,意在遵守故常”,也就是说,不愿重加兴革,打乱庆历变政以前的老样子。在此情况下,田况能够有所作为的前景并不广阔。政治气氛仍然是沉重而黯淡的。欧阳修分明感觉到了这种气氛。

全信不长,但仍可分作三段。首段和末段是古代书札中常见的礼仪性问候之词,中段则是信的主旨。

在信的开端,欧阳修先向田况致意。“承”为“承闻”之略,意为得闻。“国计之命”指田况的三司使新职,此职务乃掌管全国财政经济,有“计相”之称。五代后唐时,曾专委宰相一人,判理其有关事务,后乃合并职司为一使,称三司使。田况自蜀归朝(“阙下”),就任此职,行踪皆在欧阳修任地(南京)之西,故以“引首西望”一语,遥致景慕。“道路劳止,寝味多休”,皆问候语。“劳止”,《经·大雅》:“民亦劳止,泛可小康”,意为疲劳、辛苦。“寝味”指宿食。“休”,《诗经·商颂》:“何天之休”,郑玄笺:“休,美也”。欧阳修在信中,首致敬意和慰问,然后转入下文。

欧阳修接着在第二段中,向田况提出,进行财经改革的关键所在,以便他履新之先,未雨绸缪,在心理上和行动上有所警惕和准备。当时宋室朝政实处于积弊难除,财经困乏的状况中,欧阳修在信中指明其为“弊乏之余”,誉况想已费心竭虑,有所精密思详,此虽是客套语,却已在提醒他,形势严峻,需要在改革道路上,作出细密周到的擘画。下面的话,意思可分两层。一层是指,进行改革时,制订和推行新政将遇到的主要难点;另一层是指,进行改革时,掌握新政将遇到的主要难点。欧阳修认为,进行改革时,绌旧更新,制订和决定有关的新政策,对其本身进行清晰的思考和论证,剖析利害之处,确定章程,变易前制,这末必有太大困难;但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和观点,受到普遍赞成,使新的政策能具体落实,不致遭到阻挠和破坏,成为一纸表面文章,这却是困难的真正所在。同样,进行改革时,雷厉风行地推行有关的新政策,精简臃肿的人员机构,堵塞营舞弊的行为,见一时之成效,这也不算很困难;但要长期彻底地贯彻下去,使其真正巩固,尔后成为经久的和普遍主动奉行的措施,不致产生各种怨责和攻击,终于陷于流产,这却是很不容易作到的。法不自行,需人行之。制法尚易,欲使其能广泛接受和持久信行,则实难。欧阳修在上面四句话中,表达了他的这一层想法。然后,他又在下面点出了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即在改革中,如何掌握政事,这又往往会遇到一种两难局面。当时国家局面,积病难消,问题成堆,人心浮动,难于辑抚。为政者,如一意抓大端,从根本性的问题下手,计固有得,但收效苦迟,人们会感到等不及而产生不满。以大力抓细部,处理眼前的零星细碎的兴革事宜,固可有所表现,但实际上未必有补于大局而枉费精力。故在开展施为之际,要求掌握得恰到好处,细大皆能照应,上下悦服,朝野同心,合力开展局面,打破此种两难之势,这实在要花很大气力来对付。这几句话,实是欧阳修经历庆历改革失败后,所痛心地亲身感受到的经验之谈,是他事后回思的一个简要的总结。这些意见,表现了他对时势的关注、对故交的期望以及惧其有所失坠的担心,感触与关怀交织,词短意长,令人瞿然竦动。欧阳修所拈出的见解,不但在当时是剖析时弊的甘苦之言,即对后世,也具有饶可借鉴的长远意义。他在提出自己的意见后,补充说,凡了解和关心你的人大多有类似的意见,但不知尊意怎样?这种措词,是对朋友进言的委婉说法,这就使双方不致产生强加于人的教训式的感觉。

最后一段,以习用的问候作结。“暄”,为暖。“自厚”,在另本又作“自重”,即自加保重之意。“不宣”,是古代信札常用的结束语,意为言不尽意。

欧阳修此函,篇幅简短,中心部分不过百余字。但其意蕴厚重,论析周到,词语斩截,却使人读后有掷地有声,力可千钧之感。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包含了他政治经验中的丰富感慨,体现了他经常思虑的谋国苦心。吴充称欧阳修“笔札精劲,自成一家。”以此篇相衡,确甚得当。

当然,从信中同时可以看到,当时宋朝国势疲弊,欧阳修本人也遭到挫折,虽然看到了病根所在,却痛感积重难返,无方可医,在这种困境下,欧阳修内心所深深躁动的急灼和彷徨的感觉,这也是在古代封建社会走向衰颓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常所具有的共同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