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欧阳修《与田元均论财计书》原文|注释|赏析

欧阳修

修启。承有国计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审已至阙下。道路劳止，寝味多休。

弊乏之余，谅烦精虑。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无沮改，则实难;裁冗长、塞侥幸非难，然欲其能久而无怨谤，则不易。为大计既迟久而莫待，收细碎又无益而徒劳。凡相知为元均虑者，多如此说，不审以为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尔。

春暄，千万为国自厚，不宣。修再拜。

这是欧阳修写给新膺朝命的友人田况的一封短札。欧阳修在信中，对旧友就当时的财计改革问题，略陈了自己的看法。田况，字元均，宋史有传，传中称其“有文武才略，言事精畅”，是一个有干才和抱负的人。欧阳修与他甚有交谊。庆历年间，田况以真定帅移秦州，欧阳修曾“权府事者三月”，后欧阳修有《寄秦州田元均》一诗，诗中写道：“由来边将用儒臣，坐以威名抚汉军; 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极表推重。本信写于皇祐三年 (1051)，时欧阳修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北宋南京在今河南商丘市。田况则由蜀召回汴京，以给事中判三司。三司为北宋沿五代而设的最高财政长官，掌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主管官称三司使，职位重要。欧阳修闻田元均在国家财经艰难之际，丁此重任，嗟政事之纷更，期旧友以施为，思绪联翩，远贻此简。

由于这封信论及当时时事，因此需要在此略述作为历史背景的庆历新政一事。此事发生在不久之前，曾使北宋政局一再发生变化，欧阳修并因此而落职外放。原来到北宋仁宗时，积弊日深，财政困绌，官俸兵饷开支骤增，民生匮乏，造成国内不安，国外则有辽夏强敌之威胁，人们卧不宁席。因此，较有远见和明智的臣僚发出要求改革的呼声，庆历三年(1043)，参知政事 (相当于副相) 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政事的主张，仁宗加以采纳，用范仲淹主持新政。欧阳修是对范仲淹的主张持相同观点并积极支持的。他在庆历二年即上书提出三弊五事，在庆历三年知谏院后，前后一年内，向仁宗上奏议达六七十篇，提出与范仲淹的政治见解相类似的意见。但他们的政策遭到十分强烈的反对。朝臣章得象、夏竦等指责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及欧阳修等为“朋党”，双方酿成激烈的党争，旧史称之为“庆历党争”。其后，仁宗改变意旨。范仲淹、富弼相继罢职。欧阳修上书为他们申辩云：“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小人欲广陷良善，必指为朋党……臣为朝廷惜之。”结果，欧阳修亦于庆历五年获谴外贬为滁州太守。这是他第二次外放，此后，移知扬州、颖州、应天府诸地，到至和元年 (1054) 才奉调返京，前后外放了十个年头。欧阳修写此信时，已是庆历新政失败，他屏居外邑后的第七、八个年头了。

欧阳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知田况的新命而发出了这封信。田况固亦有改革之心，但据《宋史》，此时仁宗的思想仍“颇以好名为非，意在遵守故常”，也就是说，不愿重加兴革，打乱庆历变政以前的老样子。在此情况下，田况能够有所作为的前景并不广阔。政治气氛仍然是沉重而黯淡的。欧阳修分明感觉到了这种气氛。

全信不长，但仍可分作三段。首段和末段是古代书札中常见的礼仪性问候之词，中段则是信的主旨。

在信的开端，欧阳修先向田况致意。“承”为“承闻”之略，意为得闻。“国计之命”指田况的三司使新职，此职务乃掌管全国财政经济，有“计相”之称。五代后唐时，曾专委宰相一人，判理其有关事务，后乃合并职司为一使，称三司使。田况自蜀归朝(“阙下”)，就任此职，行踪皆在欧阳修任地(南京)之西，故以“引首西望”一语，遥致景慕。“道路劳止，寝味多休”，皆问候语。“劳止”，《诗经·大雅》：“民亦劳止，泛可小康”，意为疲劳、辛苦。“寝味”指宿食。“休”，《诗经·商颂》：“何天之休”，郑玄笺：“休，美也”。欧阳修在信中，首致敬意和慰问，然后转入下文。

欧阳修接着在第二段中，向田况提出，进行财经改革的关键所在，以便他履新之先，未雨绸缪，在心理上和行动上有所警惕和准备。当时宋室朝政实处于积弊难除，财经困乏的状况中，欧阳修在信中指明其为“弊乏之余”，誉况想已费心竭虑，有所精密思详，此虽是客套语，却已在提醒他，形势严峻，需要在改革道路上，作出细密周到的擘画。下面的话，意思可分两层。一层是指，进行改革时，制订和推行新政将遇到的主要难点;另一层是指，进行改革时，掌握新政将遇到的主要难点。欧阳修认为，进行改革时，绌旧更新，制订和决定有关的新政策，对其本身进行清晰的思考和论证，剖析利害之处，确定章程，变易前制，这末必有太大困难;但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和观点，受到普遍赞成，使新的政策能具体落实，不致遭到阻挠和破坏，成为一纸表面文章，这却是困难的真正所在。同样，进行改革时，雷厉风行地推行有关的新政策，精简臃肿的人员机构，堵塞营私舞弊的行为，见一时之成效，这也不算很困难;但要长期彻底地贯彻下去，使其真正巩固，尔后成为经久的和普遍主动奉行的措施，不致产生各种怨责和攻击，终于陷于流产，这却是很不容易作到的。法不自行，需人行之。制法尚易，欲使其能广泛接受和持久信行，则实难。欧阳修在上面四句话中，表达了他的这一层想法。然后，他又在下面点出了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即在改革中，如何掌握政事，这又往往会遇到一种两难局面。当时国家局面，积病难消，问题成堆，人心浮动，难于辑抚。为政者，如一意抓大端，从根本性的问题下手，计固有得，但收效苦迟，人们会感到等不及而产生不满。以大力抓细部，处理眼前的零星细碎的兴革事宜，固可有所表现，但实际上未必有补于大局而枉费精力。故在开展施为之际，要求掌握得恰到好处，细大皆能照应，上下悦服，朝野同心，合力开展局面，打破此种两难之势，这实在要花很大气力来对付。这几句话，实是欧阳修经历庆历改革失败后，所痛心地亲身感受到的经验之谈，是他事后回思的一个简要的总结。这些意见，表现了他对时势的关注、对故交的期望以及惧其有所失坠的担心，感触与关怀交织，词短意长，令人瞿然竦动。欧阳修所拈出的见解，不但在当时是剖析时弊的甘苦之言，即对后世，也具有饶可借鉴的长远意义。他在提出自己的意见后，补充说，凡了解和关心你的人大多有类似的意见，但不知尊意怎样?这种措词，是对朋友进言的委婉说法，这就使双方不致产生强加于人的教训式的感觉。

最后一段，以习用的问候作结。“暄”，为暖。“自厚”，在另本又作“自重”，即自加保重之意。“不宣”，是古代信札常用的结束语，意为言不尽意。

欧阳修此函，篇幅简短，中心部分不过百余字。但其意蕴厚重，论析周到，词语斩截，却使人读后有掷地有声，力可千钧之感。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包含了他政治经验中的丰富感慨，体现了他经常思虑的谋国苦心。吴充称欧阳修“笔札精劲，自成一家。”以此篇相衡，确甚得当。

当然，从信中同时可以看到，当时宋朝国势疲弊，欧阳修本人也遭到挫折，虽然看到了病根所在，却痛感积重难返，无方可医，在这种困境下，欧阳修内心所深深躁动的急灼和彷徨的感觉，这也是在古代封建社会走向衰颓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常所具有的共同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