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苏轼》原文|注释|赏析

苏轼(1037—1101)中国散文大家兼诗人，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皆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三苏之中，最伟大的，当推苏轼，苏轼不仅是北宋的文学家，且于诗于词于赋，于书于画，莫不善美一时，俱臻绝妙。为此独步古今。

苏轼21岁时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他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受到主考官欧阳修、参评官梅尧臣的好评，名列第二。在此期间，他还写了《进策》二十五篇，就仁宗时代“太平盛世”隐藏的财乏、兵弱、官冗等危机提出了革新主张，苏轼由此步入宦海，几年之间由主簿、判官之类的地方小吏调入京城，任殿丞以及元佑年间的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苏轼算得上是最典型的一个了。自从踏上仕途之后，他多次卷入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动辄得咎，屡遭贬谪，在有名的“乌台诗案”中还险些丢了性命。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其作品中儒、道、释三家的共同影响随处可见，但经他圆通灵活地将三家揉合而产生的“蜀学”，并未在仕途上对他有多大帮助。他的政治态度虽属偏右，但反对王安石变法有其保守的一面，也有合理的一面。他认为新法由于脱离实际和官吏邀赏，产生了许多流弊从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他超脱党派之争，反对旧党不加区别地一律废除新法，排斥异已，态度是光明正大的。因此，他不为新旧两党欢迎，当作顽固的政敌，造成了一生颠沛流离的悲剧命运。建中靖国元年，宋徽宗即位，大赦，苏轼在赦归途中，怀着重新复燃的报国之心，客死常州，终于未能利用这最后的机会施展他的政治才能。死后谥号“文忠公”，享年64岁。

“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苏轼《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与政治上的坎坷形成了鲜明对照，或许这正得益于那独特的磋砣经历。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才，几乎在当时所有的文艺领域里(诗、词、文、赋、书、画) 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一百一十卷，诗今存两千七百多首，于古今各体均驾驭自如，更长于古体和七言，《诗人玉屑》 中说他的七古“波澜浩大，变化不测”，最能显示其奔放不羁的才情。在题材上，苏诗反映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几乎涉及了生活的各个领域。苏词在词的功能、音律、体制等方面都有所创新，最突出的是它冲破了北宋词坛词必香软的樊篱，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一批抱负天地，具有横槊气慨的传世佳作。

如果说苏轼在诗词上对后世的影响比起李、杜还稍有差距的话，那么在散文方面，他却可以和任何一位巨人比肩。他的散文向来同韩、柳、欧三家并称，以文从字顺，平易自然为特点。他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文说》)，而又“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有着雄浑豪放的独特风格。

苏轼为政，是从议政开始，谈史议政的论文和奏议在其散文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类文章，多从儒学的角度出发，广征博引历史事实，常能突发奇想、旁敲侧击，针砭时弊。行文雄辩滔滔，恣肆纵横，善于腾挪变化，处处表露《孟子》、《战国策》的遗风。《留侯论》对黄石公赐书张良的故事重新做了解释，从人事上入手找原因，一扫过去神奇乃至迷信的色彩。《教战守》指出“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是北宋普遍存在的贪于安逸的恶习，提出平时官民应一同军训，是国强民安的办法。《平王论》明议周平王东迁洛邑的史实，暗指北宋“避寇而迁都”的失策，对当权者怯于外敌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状物写景、借景抒情的游记文字在东坡散文中最具特色。它们常能发前人所未发，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又夹叙夹议，手法多样。《石钟山记》经实地考察石钟山命名的由来，阐明深入实际进行探索的必要性。文笔自然、沉练，富有幽默感，令人赏心悦目。《记承天寺夜游》仅八十余字，作者空庭步月，在漫不经心之中勾勒出冷月清光的清幽境界，用以宣泄作者的不平，成为散文小品的典范。宋代，欧、苏首创以散文作赋，前后《赤壁赋》与《秋声赋》等作品涌现，熔叙事、论理抒情于一炉，标志着赋体的新生。前后《赤壁赋》，一写秋色的清风朗月，一写冬景的水落石出，描摹细腻、生动、逼真、宛如画出，借情寓理，达到诗情画意与理趣的完美、和谐、统一。

苏轼的序跋、题记、书札等杂文大都信手拈来，夹叙夹议，挥洒自如，体现了东坡坦荡的襟怀和巨大的才情。《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既表述了他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艺术观点，又用回忆的方式记述了苏、文之间的亲切交往和感人肺腑的深厚情谊，勾画出了两人鲜明的个性特征，行文洋洋洒洒，跌宕多姿，不拘成法。《拟代孙权答曹操书》则是一种新颖的书信方法，代古人答古人，雄辩的笔陈，严密的逻辑寓于诙谐的文字之中，实属罕见，给人们以崭新的视野。

苏轼以其才情丰赡、文采风流著称当时，惠及后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