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曾巩《苏明允哀词并序》原文|注释|赏析

曾巩

明允姓苏氏，讳洵，眉山人也。始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归，焚其所为文，闭户读书。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复为文。盖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 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 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 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于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发之于此; 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发之于此; 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事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

嘉祐初，始与其二子轼、辙复去蜀游京师。今参知政事欧阳公修为翰林学士，得其文而异之，以献于上。既而欧阳公为礼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

既而明允召试舍人院，不至，特用为秘书省校书郎。顷之，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编纂太常礼书。而轼、辙又以贤良方正策入等，于是三人者尤见于当时，而其名益重于天下。

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礼书，未报。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辅臣至间巷之士，皆闻而哀之。明允所为文，有集二十卷，行于世。所集《太常因革礼》 一百卷、《更定谥法》 二卷，藏于有司。又为 《易传》，未成。读其书者，则其人之所存可知也。

明允为人，聪明辩智，遇人气和而色温，而好为策谋，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颇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

二子轼为殿中丞直史馆，辙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丧，归丧于蜀地，既请欧阳公为其铭，又请余为辞以哀之，曰：“铭将纳之于圹中，而辞将刻之于冢上也。”余辞，不得已，乃为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气甚夷兮志则强。阅今古兮辨兴亡，惊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马兮驰无疆，决大河兮啮浮桑;粲星斗兮射精光，众伏玩兮雕肺肠。自京师兮洎幽荒，矧二子兮与翱翔，唱律吕兮和宫商，羽峨峨兮势方扬。孰云命兮变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阳。维自著兮暐煌煌，在后人兮庆弥长。嗟明允兮庸何伤!

史载宋六大家初以文章擅名于天下，继而先后登第入仕。或守京阙，或放外任，虽宦海沉浮，时有升降褒贬，终究走的是由科举场闱而登堂入室的老路。其中以登科年龄而论则苏辙年十九，曾巩年三十九为其首尾，余者凡“高中”之日无不是激扬文字，风华正茂之时，正所谓名显于世，仕食人禄而成时代骄子。唯苏洵(苏明允)以一介布衣而成“一时之杰”，且为“百世所宗”，即使晚年以“老苏”而“名动京师”，亦因朝庭大臣徒推其文才而并不重用。虽然嘉祐五年(1060)八月特任命苏洵为“试职”秘书省校书郎;第二年七月又迁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终究是官职卑微，以一个九品小吏打发“王佐之才”，遂衍成“老苏”郁郁不得志的终生遗恨。与其余五家相比，苏洵的一生或许是最凄凉的。所谓“书虽成千百篇，爵不过于九品”(《嘉祐集》附录)，何尝不是既赞叹了“老苏”的“千载微言焕然可知”(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又是对苏洵坎坷一生的愤慨、不平和志哀志痛。

曾巩的《苏明允哀词并序》便是这种赞叹与志哀中的一篇名著。据史载，北宋治平三年(1066)“四月戊申”，“老苏”以疾卒。一时间“自天子、辅臣至闾巷之士，皆闻而哀之”而“为之哀词铭诔者甚多”(欧阳修《苏明允挽歌》)，以至“朝野之士为诔者百三十有三人”。(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可见苏洵对朝野与文坛的影响之大。“老苏”的亡于不得志，自然使天下有识之士扼惋痛惜，因此才有“二子”(指苏轼、苏辙)“既请欧阳公为其铭，又请余(指曾巩)为辞以哀之”的敬祖节哀之举。苏洵长曾巩十岁，是年，曾氏正应召在编校史馆书籍的任上，对苏洵之死更是满腹慨叹，所以能一浇胸中块垒，化作通篇的表彰与颂扬“老苏”的文字，其笔墨平实，不守成法，跳出了哀辞抒“伤悼之情”的旧框框。重臣韩琦的《苏员外挽词二首》有“名儒升用晚，厚愧不先予”，“美德惊埋玉，瑰材痛坏梁”二句，既含深深的自责，又对苏洵的大器晚成颇多赞颂。本文作者正立足于记叙苏洵晚学有成，扬名显世的经历与成就，辅之以教子有方、父子三人文章的“尤见于当时”。全篇结构自然精巧，层次明析，转析不露痕迹; 而行文质朴淡古，不饰雕琢。全篇内涵深邃却隐寓笔端，委婉环复，更兼以骚赋体辞结篇，感情浓烈，音节响亮，声韵铿锵，使前序文后哀辞的结撰如细语婉言，又似玉振金鸣，给人以艺术上的强烈感染。

“哀祭体散文”滥觞于《诗经·黄鸟》篇。由魏晋起，逐渐盛行。唐宋以降则多有名篇佳构传世。八大家中唯韩愈《祭柳子厚文》和欧阳修《祭尹师鲁文》。后世更引为楷模。刘勰《文心雕龙·哀吊》篇称“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又指出“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可见内容上的“主于痛伤”，措辞以情之所至，悲泣因文而生当为“哀祭体散文”的主要特征。其语言形式，或韵语、或散文。前者则又分四言、六言、杂言; 散体、骚体、骈体等不同。唐以前祭文多有序，正文则以骈俪的韵文成篇。后世却不受限制，时有变通与创新。曾巩此文，虽循古制以骚体结收全篇，但“序文”却打破常套，不守成法。行文明白如话，直举胸臆，虽祭奠死者，通篇反立意于“颂扬”二字，落墨婉转，要言不烦，情至文生。难怪苏轼苏辙二子坚持请曾子固“为辞以哀”，且“辞将刻之于冢上。”读曾氏此文，无不慨叹苏明允的晚学有成，“布衣驰誉”，(欧阳修语) 贤良用晚的一生。而作者以净洁流畅的文笔将“晚学”与“晚用”巧作记述，看似琐琐絮絮，各成章节，其实在淡古平实的行文中彼此紧密关连。而作者的浓挚情感，无限悲痛已凝集笔端，溢于言表。恰如在颂歌声里辩听呜咽，无不令人慨叹顿起，临风落泪。

曾巩此文起笔落于苏洵的“少不喜学”，屡试“皆不中”。篇首即点出“老苏”的与众不同之处。使文章的谋篇布局不拘泥于俗套，哀词之题旨亦由此而生发。文中所谓“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是指从天圣五年(1027) 苏洵初应举进士而不第，继而在景祐四年 (1037) 奉诏礼部贡举不中，直到庆历六年 (1046) 以布衣应新设置的“茂材异等科”的考试又不中，凡三场三试，屡遭挫折的经历。从18岁到38岁，苏明允二十年中几番出川入京，又几番落第返蜀，真是“此路常周旋”，“累岁不得官”。其问的甘苦心血，个中五味远非常人所能解。曾巩以“始”、“又”、“皆”三字一笔带过，虽节省了篇幅，却略去了“苏老泉年二十七始大发愤”的一则佳话。虽然“老泉”之名历来有所争执，或以称苏洵之号，或指为苏轼之号，终无定论。然南宋以来多称苏洵号老泉，以至童稚习之，相传为约。后世以苏轼《阳羡帖》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图记为证，似“老泉”号应归东坡晚年。唯莫衷一是，权以市井传言之中“苏老泉，少不学，二十七，始发愤”为世俗，仍从旧议。不过，苏洵“少不喜学”却总是事实。“老苏”自己也说“昔予少年，游荡不学”(《祭亡妻文》)，“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送石昌言使北引》)可见并非不学，而是学无所成。尽管妻子、亲朋邻里对他心存忧虑，其父却纵而不问。每见问其故，或“笑而不答”，或曰“非忧其不学”，或曰“非尔所知”。可见知子者莫若其父，苏洵的“游荡”增加了他对社会的认识，父亲深知儿子的不囿于死啃书本的奇志，所以能因材施教，静观其省悟，择选时机。果然有“廿七始发愤”的突变。司马光的《程夫人墓志铭》中称苏洵“一旦慨然谓夫人曰：‘吾自视今犹可学’……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府君(苏洵)由是得专志于学，卒成大儒”。欧阳修也称其“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苏明允墓志铭》)可见苏洵的“廿七始发愤”乃出自于非凡的志向，一句“吾自视今犹可学”，展示其百倍信心，擦掌磨拳，确实难能可贵。所以反观“游荡不学”，正是他卑视“声律记问”之学，胸怀豪情大志，落拓鞍马，纵目天下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其妻程氏亦深明大义，虽“欲言之久矣”，却“恶使子为因我而学”，在发愤苦读这方面与苏洵的“自视今犹可学”想到了一起。

辩析老苏的始发愤，或可证苏洵非同俗辈士子。虽屡试不中，倒已“有名蜀中”，“名动京师”。如若将苏洵“大发愤”称作人生的第一转折，那么，“老苏”由38岁起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上韩丞相书》)，便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大发愤”。苏老泉的可贵也正在此：27岁时“发愤”志在科举仕途;38岁即“发愤”于学术与人生，坚意走自己的路。所以曾巩在“序文”中称赞他“归，焚其所为文，闭户读书。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复始为文”。苏洵的焚稿以告别科举，决心之大确出人意料。其“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发久之。”(《苏明允墓志铭》)苏老泉之所以成为八大家之一，正是由于他彻底摆脱了这些“不足为学”的“声律记问”，抛开了“不足为观”的科举埸闱之文。读书有了真正的自由，才辩出古人文章的真味，于是渐有“豁然以明”，日趋“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的境界。如此看来，曾巩在选材时恰恰是抓住了苏洵更应为人称道的“绝意功名”、“发愤学术”，而有意舍弃了颇多传奇色彩的“廿七始发愤”，从立意深处便高出一般的哀祭文章，成为不亚于欧阳修的《苏明允墓志铭》和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的三大名篇之一。

《宋史·苏洵传》称其“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经历了二次“发愤”的苏洵应当有如此的褒奖，所以曾巩用了一连串整齐的句式，历数“老苏”文风之恣肆纵横，笔力雄健，格调高古。作者从析理、引喻、侈约、远近;“大小微著，“烦肆乱流”;以及语辞、气势，“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写尽了苏洵文章“博辩宏伟”、“精深有味，语不徒发”的艺术造诣之高妙。继而，作者著意于“发之于此”四字，进一步指出苏文语出惊人，“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深刻内涵。首节中的这一段写得相当精彩，行文对比强烈，语句或散或骈。尤其是中间的“以余之所言，于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一句，语辞警策，概括极精练，且承上启下，转折又极自然。苏洵著文“好为谋策，务一出已见，不肯蹑故迹，”所谓“惶惶有忧天下之心”，所以欧阳修也赞不绝口;“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荐布衣苏洵状》)。

通观全篇作者尤详写“老苏”文章的精湛，极尽赞辞颂语。行文以此为中心，将“老苏”教子有方，遂使三苏名闻天下，以及三苏的仕途概作略述，使得序文的重点非常明确。同：“廿七始发愤”一样，苏洵的教子有方亦广有传闻。其中以老苏的《名二子说》一篇更集中地表现了他对轼、辙二子的期望与训戒。曾巩在序文中只述三苏的游历京师，二子的“擢之高等”，其实笔端间倾注了对苏洵家教得法谨严，颇具预见的赞叹。及至嘉祐二年，轼、辙二子同登科弟，欧阳修更惊呼：“快哉! 快哉! 老夫当避路，让他出一头地也! 可喜! 可喜!”并且断言”“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可见文坛代有新人，原是由欧氏这样的大师奖掖，苏洵这样父辈培育的结果。对老苏来讲，“绝意于功名”之后，二子的名震文坛或许是他的最欢娱的喜事与心愿。曾巩撰此哀辞，注意了记述的侧重点，在材料的选用，行文的角度都力避与欧阳修的“墓志铭”雷同。如赞三苏的文名于世，便用了“读之者”，则“或惊”，“或叹”、“或效”; 而三苏的文名海内，则以“人知其名”，“家有其书”。作者斟词酌句，语辞非常洁简，然文势直贯而下，文句的效力极高又颇多才气神韵，读来并不觉雕饰，反给人以质朴平实、确凿有据之感。

苏洵的“颇喜言兵”历来为人所称道。其专涉“言兵”的著作很多，如《权书》、《制敌》、《审敌》、《御将》、《兵制》等，都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所以曾巩称他“慨然有志于功名者”，是很恰当的。此处作者的落笔仍然在苏洵的最终登临文坛的高阶，与篇首的屡试不中作对比，既照应了文章头尾的结构完整。又始终围绕着序文的宗旨。至于“召试舍人”，“特用为秘书省校书郎”和委以“文安主簿”的所谓“仕途阅历”，也都是一笔捎过，并无拖沓之感。作者从老苏的众多著作中只选点出《太常因革礼》、《更定谥法》、《易传》等三部，虽然前二书成卷而“藏于有司”，后一书“未成”，但作者却以“读其书者，则其人之所存可知也”大加褒奖，自始至终将人品、书品、文名结合在一起，融汇在字里行间，这无疑是本文的特色之一。

哀祭散文却以颂扬为宗旨，脱尽“伤悼之情”又处处志哀志痛，作者的手法之妙使本文一反旧法陋习，显示出作者文思的敏捷过人。虽然曾巩赞扬苏洵的闭门苦读，显世扬名的封建观念，但苏洵能抛开科举窒息，独创新路，锲而不舍的态度与精神，却是很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