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苏洵《上韩枢密书》原文|注释|赏析

苏洵

太尉执事：洵著书无它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意，施之于今，无所不可。昨因请见求进末议，太尉许诺，谨撰其说。言语朴直，非有惊世绝俗之谈，甚高难行之论。大尉取其大纲，而无责其纤悉。

盖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决之为沟塍，壅之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汇为洪波，潴为大湖，万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后未之见也。夫兵者，聚天下不义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杀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盗贼之未殄，然后有以施其不义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行其杀人之事。当是之时，勇者无余力，智者无余谋，巧者无余技。故其不义之心，变而为忠;不仁之器，加之于不仁; 而杀人之事，施之于当杀。及夫天下既平，盗贼既殄，不义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余力，则思以为乱;智者有余谋，则思以为奸;巧者有余技，则思以为诈。于是天下之患，杂然出矣。盖虎豹终月不杀，则跳踉大叫，以发其怒;蝮蝎终日不螫，则噬啮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无足怪者。

昔者刘项奋臂于草莽之间，秦楚无赖子弟，千百为辈，争起而应者，不可胜数。转斗五六年，天下厌兵。项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时，分王诸将，改定律令，与天下休息。而韩信、黥布之徒相继而起者七国，高祖死于介胄之间，而莫能止也，连延及于吕氏之祸，讫孝文而后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难也?刘项之势，若决河，顺流而下，诚有可喜;及其崩溃四出，放乎数百里之间，拱手而莫能救也。呜呼，不有圣人，何以善其后?

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涉险阻，以斩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满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传四世而天下无变，此何术也? 荆楚九江之地，不分于诸将; 而韩信、黥布之徒，无以启其心也。虽然，天下无变而兵久不用，则其不义之心，蓄而无所发，饱食优游，求逞于良民。观其平居无事，出怨言以邀其上; 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

往年诏天下缮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实亲见： 凡郡县之富民，举而籍其名，得钱数百万，以为酒食馈饷之费。杵声未绝，城辄随坏。如此者数年而后定。卒亭，官吏相贺，卒徒相矜，若战胜凯旋而待赏者。比来京师，游阡陌间，其曹往往偶语，无所讳忌。闻之士人，方春时尤不忍闻。盖时五六月矣。会京师忧大水，锄耰畚筑，列于两河之壖县官日费千万，传呼劳问之声不绝者数十里，犹且睊睊狼顾，莫肯效用。

且夫内之如京师之所闻，外之如西川之所亲见，天下之势，今何如也?

御将者，天子之事也; 御兵者，将之职也。天子者，养尊而处优，树恩而收名，与天下为喜乐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执法而不求情，尽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系于一人，而己不与焉; 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

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惧谤。好各则多树私恩;惧谤则执法不坚。是以天下之兵，豪纵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顷者狄公在枢府，号为宽厚爱人，狎昵士卒，得其欢心。而太尉适承其后。彼狄公者，知御外之术而不知治内之道，此边将材也。古者兵在外，爱将军而忘天子; 在内，爱天子而忘将军。爱将军，所以战; 爱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诸其内，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为治?

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三军股栗。夫以临淮之悍而代汾阳之长者，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而立乎严师之侧; 何乱之敢生? 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 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 将相虽厉，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杀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杀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杀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杀。人臣奉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无所归怨。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也。

伏维太尉思天下所以长久之道而无幸一时之名;尽至公之心而无恤三军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太尉厉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太尉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君臣之体顺，而畏爱之道立。非太尉吾谁望耶?



这篇文章是苏洵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写给枢密使韩琦的书信。有关写作背景可参阅《上田枢密书》赏析。

这篇选文《上韩枢密书》虽应属“书说类”，实际上却是一篇论辩文字。苏洵的上书大多如此，“不为空言而期于用”(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其优点就在于言之有物，不乏实际内容。

阅读这篇选文应对宋代的军事制度有所了解。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宋太祖赵匡胤鉴于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采用包括集中军权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度。他首先“杯酒释兵权”，将禁军掌握在自己手中，又采用“强干弱枝”的办法，将全国军队分为禁军(天子卫队，守京师)，厢军(诸州的守军)、乡兵(地方守兵)、蕃兵(少数民族地区驻防)四种，其中禁军约二十万(京师屯十万，外地屯十万)，约占天下军队的三分之二，而且较其它部队待遇优厚、训练有素。平时，军队驻防地区一两年一变;统兵将领也不固定，由皇帝临时指派，造成“兵无常帅，将无常师”(《文献通考》卷152)的状况，以防止武将专擅反叛。又设立枢密院主军政，掌征发军队之权却不直接指挥军队，三帅(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虽有握兵之权却无发兵之权。这样“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苏洵《审势》)，将全国的军权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赵匡胤还着力推行“养兵”政策，他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凡某地发生灾荒，中央政府即在该地募兵。这样既加强军队实力，又防止了饥民起义造反，以局部缓和阶级矛盾。宋初统治者这一系列治军措施虽消除了藩镇之祸，但因着眼点是在“防内虚外”，又由于“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队缺乏战斗力，成了“谓之兵而不知战者”。随着阶级、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对外族入侵的妥协投降，形成北宋中期“积贫积弱”，苟且偷安的特点。这时，国内政局也日益败坏，冗官、冗兵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冗兵而言，由于执行“养兵”政策，“灾荒不断，募兵不止，”兵员总数与日俱增，至宋仁宗皇祐(1049-1054) 初年，职业兵人数已达到一百四十万人，“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成了沉重的社会负担。

苏洵为人“好为策谋……颇喜言兵” (曾巩《苏明允哀词》)，他针对“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的现实情况，提出“兵民合一，寓兵于民”的主张(《兵制》)。他认为，这样既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又可防止“慢法而自弃，以怨其上”的兵变，一举而两得。在这篇上书中，他大胆地对宋代开国皇帝的“养兵”政策提出质疑，论述了“养兵不用之可畏”，反映出他面对现实头脑是清醒的，看法是深刻的。苏洵反对对外妥协投降，他激愤于“羌胡强盛，陵压中国，而邀金缯，增岁帛”(《审势》)，主张整顿军备，积极用兵。为此，要改革兵制，信用武将，严肃治军，以克服文臣充武将，“将不知兵”和“士兵骄惰无用”的现象。这些思想，在这篇上书中也有反映。苏洵在文中以贾谊自比，而且时人也多以贾谊相称许。其原因： 第一，贾谊有“用世之才”，非一般腐儒可比，这反映了苏洵如贾谊一样的自负; 第二，贾谊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提出许多改革制度的设想，这符合苏洵“布衣以为帝王师”的愿望; 第三，贾谊遭际汉文帝这个好贤之主、“明天子”，所以引贾谊自比，也无谤上之嫌。

以下着重谈本文的章法结构。

文章先阐明论点，“用兵决胜”不难与“养兵不用”可畏二者对起，然后详细论证。先用“水”作比喻来虚说(“今夫水”中“今”是表假设的连词)“激之山，放之海……天下之人能之”数语，引喻“用兵决胜”之易;“委江河、注淮泗……自禹之后未之见也”数语，引喻“养兵不用”之危险。两段各承论点的一个方面，成一反一正的对比。接着是实写，先总说一句：“夫兵者，聚天下之不义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杀人之事”。用承接式排比句给“兵”的概念下个定义，而后仍分正反两面说。“天下之未安……施之于当杀”一段，扣住“用兵”，说明“非难”;“及夫天下既平……于是天下之患，杂然而出矣”一段，扣住“养兵”，说明“可畏”。两段对照相偶。每段内又用递进式、承接式和并列式的排比句使意思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步步为营。这种句式在对偶中又用排比，显得严谨整饬，语势顺畅，如借风扬帆，顺流而下。下文又荡开一笔，用虎、豹、蝮 (蛇)、蝎为喻虚写，与上文若断若续。

这种反正相对，虚实相间的说理论辩方法，古人称之为“开合”。在讲道理时先引其他事物来比喻是开，归到正题直接论述是合。在论证过程中由开而合，由合而开，反复进行。这里所说的时断时续，是指说理时用许多互不相关的事物来证明论点，使这些本无联系的事物统一于论点。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举例说：“庄子文法断续之妙，如《逍遥游》忽说鹏，忽说蜩与鸴鸠、斥鷃，是为断。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则上文之断处续矣。”文章本来谈兵，而一会儿说水，一会说蛇蝎猛兽，就是用这种方法。所谓“擒纵”，是指在论辩中先退让一步，欲擒故纵，承认对方论点再加以驳斥。如本文中先承认北宋开国“传四世而天下无变”，然后又说“虽然天下无变，而兵久不用……”造成可怕的混乱局面，种种将乱的征兆。这就是用“擒纵”的写法。

象苏洵这种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反正开合，对比对偶的论辩文法，被后人不断效仿，逐渐程式化，到宋徽宗时已出现“专尚俪偶”的文风，“虽无两意，必欲厘之为二，以就对偶”(《宋史·选举志》);最终发展到明清的八股文章，成了僵死的形式。

苏洵这篇上书还据史实来论证，先说汉高祖刘邦，后说宋太祖赵匡胤，方法仍然用一反一正，两相对照。两段文字都从“天下未安”说到“天下既平”。从“用兵”讲到“休兵”。汉兴后从高祖刘邦、惠帝刘盈、高后吕雉到文帝刘恒的四世中战乱不止，欲罢不能;而宋开国后从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到仁宗赵祯的四世中却“天下无变”。苏洵强调了其中原因，并不是因为宋初执行了“养兵”政策，而是因为没有分封功臣，釜底抽薪地消弥了地方割据势力，才有四世的太平。这里又用“决河”为喻说明汉高祖定鼎后休兵之难，回应上文关于水的议论，文脉贯通，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击尾首应。见缝插针，务求严谨。

老苏的话没有说尽，但不难觉察：汉传四世，通过削藩出现了“文景之治”，天下安定，国家强盛，主动发兵击匈奴，通西域;而宋传四世却积贫积弱，受外族侵凌;军纪涣散，兵不可用，“一日有急……不可使也。”下文紧接着举出三件事来作“不可使”的佐证：一是西川筑城，官吏卒徒玩忽偾事，矜夸邀功;二是耒汴京路上见军卒治游，言谈无所讳忌;三是这年汴京防洪，士卒不肯效用。“可畏”之至。

宋政府养兵百万，平时用于挽粮船，修河堤，守陵寝，养马匹，有些只是年老坐食。其中禁军最为骄惰无用，有的让别人替他背行李背粮食;有些终日游逛，衣服举止，不类军兵。养兵之费却压在百姓头上，正象苏洵所说：“(士兵)平居无事，占军籍，畜妻子，而仰给于斯民者，则遍天下不知其数。……(老百姓)无终岁之畜者，兵食之矣!”(《兵制》)冗兵不但加重了财政负担，还经常酿成卒伍之乱，如仁宗庆历间的贝州卒乱，王则称王建号“据城凡六十六日。”(《宋史纪事本末》)

作为封建统治支柱的军队如此腐败，使苏洵忧心忡忡，情不自禁发出“天下之势，今何如也”的慨叹。文章从这里转入议论治军的问题，仍然是起承转合，对起对照的写法。

首先是造成兵冗而骄的责任由谁来负。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直接指责皇帝。只能要求主管军政的大臣对此负责。所以用“御将者，天子之事也; 御兵者，将之职也……不可以累天子也。”先把皇帝开脱出去，自然把“天下之兵，豪纵至此”的责任归咎于枢府，是由于大臣“好名”、“惧谤”、“树私恩”、“执法不坚”造成的。具体地说是指责狄青。“狎昵士卒，知御外之术而不知治内之道。”其实，苏洵并不了解狄青，这里只是人云亦云。狄青出身微贱，以功以忠擢升重臣，是北宋一代名将。有宋一代，统治阶级一贯重文轻武，特别猜忌、歧视武将，对狄青，更是不公正到了顶。仁宗皇祐五年 (1053)，狄青讨侬智高、平广南，以功为枢密使。“庞籍及台谏朝士皆论青不可长省府，帝不听。”(《宋史纪事本末》)这班人的理由是北宋开国以来没有武将担任枢密使的先例。狄青在军中，就“与士卒同饥寒劳苦，……尤喜推功与将佐。”(《宋史·狄青传》) 及掌枢密，更深孚将士爱戴。这就是更加触犯了朝廷的忌讳，一班文臣猜忌更甚，深恐重演一幕“陈桥兵变”。于是群起而攻之。即使十分爱材的欧阳修也难以免俗。狄青在舆论压力下，在“嫌疑之谤”中当了四年枢密使，虽对朝廷忠心耿耿，“虽未见显其过”，(欧阳修语) 却终于在嘉祐元年(1056) 即苏洵上书的这一年被排挤出京师。苏洵因不明真相，担心士卒爱戴狄青“而忘天子”，因狄青是行伍出身就说他只是“边将材也”，“不知治内之道”。这是盲从了时议，与世俗同一口吻，也不合他信用武将的主张。不过他说狄青“惧谤”倒是事实。其实，北宋冗兵骄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岂能独究狄青一人。只因狄青刚刚“下野”，打“死老虎”总是省力气的。

但是，苏洵也并不是只惯于“打死老虎”的人。下边他就指点当朝太尉韩琦 (宋代枢密使掌军政，相当汉代的太尉) 如何收拾局面，要求他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严肃军纪，整顿军队的责任来。苏洵本人也明明知道这些措施不是解决北宋冗兵问题的治本之法 (他认为根本办法是“兵民合一”)，但对于无权改变“养兵”政策的韩琦也不能提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指望他一举解决“养兵不用之可畏”的难题，只要求他尽职尽责，自己也把话说得恰到好处。能使骄纵懈怠的军队得到些整顿总不无小补。

首先是打消韩琦的顾虑。“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苏洵认为这不足为虑，虽严肃军纪，也不至激变。他举一件史实为例子来证明。唐肃宗乾元二年 (759)“秋，七月上召 (郭) 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屯河阳，与部下谋驱逐李光弼，“光弼责用济召不时至，斩之。”(《资治通鉴》卷221)

下边一段文字，苏洵从巩固封建君主统治出发，让“天子”扮成士卒的父母，将相充当严师的角色;“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太尉厉威武以其惰”，皇帝唱红脸，枢密只好唱白脸。苏洵一再强调韩琦应该不树私恩，不邀令名，任劳任怨，尽心竭力演好他的角色。“非太尉吾谁望耶?”在韩琦身上寄托了整顿军队、增强武备的全部希望，饱含深沉感慨。这样结尾显得作者很诚恳，完全出于对韩琦的推崇信任，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避免因一番直言引起对方不快。楼迂斋评此文：“议论精切，笔势纵璜，开合变化，曲尽其妙。词严气劲，笔端收敛顿挫十分回斡精神。深识天下之势，而议论颇从韩非、孙武等书来。”(《三苏文选》)

苏洵擅长策论，曾巩评论他的文章：“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非常恰切。苏洵的论辩纵横恣肆而又结构井然，语言简洁晓畅而颇具气势。这的确是他风格中两个明显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