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三槐堂铭并序》原文|注释|赏析

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苏轼《三槐堂铭并序》原文|注释|赏析

苏轼

宋王祜有功德于国家,未得拜相,因植三槐于庭,取周礼“三公面三槐”之义,以决其子孙之必相。后子王旦、孙王素相继大拜。曾孙巩与苏轼相善,请作铭。铭者,述其先世之功德,以为子孙法也。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

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者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楩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年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名祜,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名旦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

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券,交于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见魏公,而其子懿敏公名素,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

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 其雄才直气,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铭曰:

呜呼! 休哉! 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天下砥平; 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吾侪小人,朝不谋夕,相时射利,遑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 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 休哉!

中国文学强调“教化”,历代巨匠才子们自然都各领风骚。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应当时人王巩之邀,为其家的三槐堂作铭,其目的便在于“述其先世之功德,以为子孙法也。”

为何要为三槐堂作铭?东坡在开首讲述了一段颇富传奇的故事: 宋代的开国功臣王祜,没能作成宰相,便取《周礼》“三公面三槐”之义,在自家的院子里亲手种了三株槐树,并说:“我的子孙中一定能出宰相。”若干年之后,他的话果然应验,其子王旦、其孙王素都成为宰相了。

这故事的确令人惊异。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天遂人意?东坡把他的神笔点在一个“天”字上,劈首提出一系列的疑问:“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 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几个问句概括了搅扰人们几千年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问题。在佛理已入儒学的宋代,因果报应,轮回之说是人们解释命运的信条,但对于用善恶必果之说难以解释的以上诸现象又如何理解呢? 只有既知佛心,又明儒道的东坡,才能将二者圆通:“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并非不报,而是时机未到。盗跖长寿,孔子、颜渊困厄,并非是天意,而是因为时机未到,天意尚未显露; 当松柏长成茂密常青的参天大树时,才是天意的最终显露。这样我们便自然而然地随东坡走向结论:“其可必也审矣!” (审,果真、的确)。

在这里,我们窥见了东坡辉煌文采的一点折光,欣然领悟到东坡用笔之妙。融天地万物于一心的圣智东坡,将我们引入他所设置的“山重水复”之中,然后用他的神来之笔轻轻一拨,使我们顿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而文章也随即切入正题。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王祜就是这样一位“世德之臣”,东坡极言王公的“德”:“历事太祖、太宗二朝,文武忠孝,天下人望以为相。”但王公现世没能得报,“卒以直道不容于时”,因而便有了种槐之故事。果然,后来其子王旦成为宋真宗的丞相,“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王公之“德”已得一报。上天要报的是王公的“德”,这一报是终究要显露的天意,对天之“可必”的更深一步论述,与前文形成对应之势,相应成趣,为了使之“可必”的必然性得到高度的强调,东坡插入一个比喻句:“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将东西存于别人之手,去取时还有失落的可能性,而“修德于身”的王祜,在种槐十多年后所取的这一报,“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上天之报,天意的显露是多么地可信可依、万无一失啊!真可谓“言必信,行必果”,时候一到,必定有报。并且一报还嫌不够,又来一报,王祜之孙王素又“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上天对有德之人是如此优待,一人之德,足以被荫祖孙后世,天意是何等明朗。

东坡的悟心和不爽的天意与历代的贤德仁义之士,有着天然的契阔,在这里他抒写的就是这种认知,所强调的就是“德”。前面极写王祜之德、天报其德还嫌不够,又拿他与唐代的名臣李栖筠相此,认为二者“雄才直气,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突出的仍然是“忠恕仁厚”之“德”。紧接着,以承上启下的一句话为整个序文作结收尾,并且引出铭文:“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极其洒脱利落。王祜的曾孙王巩也在被其祖荫,同时又在扬其世德,王氏之盛因即在于此,王氏之可法者也正在于此。

整个铭文,以一“德”字贯之,“槐”是“德”的象征,种槐便是种德,“吾侪小人……”一句,是对子孙后世的劝勉,也是东坡的自勉,警告后人万不可忽视天意,不为后世积德,或仅凭侥幸而想得到好运,正与序中的“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一句相呼应,使文章起到教化作用。而“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堪称点睛之笔,这三棵茂盛的槐树,便永远成为德行的象征,卓然而立,警醒后人。

在中国文化的大统中,对于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探讨,往往最后都归于道德问题,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以“修身为本”,文学家们自然也念念不忘这一教喻的作用。但在这众多的教化文章里,有谁堪比东坡的行云流水之文,丝丝入扣,水滴石穿地弘扬德行,使人读来不禁拍案称绝呢?后代的封建文人们读后,便以此为鞭策:“然则人欲祈福子孙者,可不一探阴骘之原,而自修厥德也哉!”(清黄仁黼《古文笔法百篇》)就是今天,早已摒弃因果报应之说的我们,不是也能从这构思缜密,以理服人,不事空谈,晓畅易懂的文章中得到启示吗?更不用说与东坡同代的王氏家族,因有了东坡的名笔而著称于世,名垂青史了。有了这些,东坡更欲何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