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韩愈《进学解》原文|注释|赏析

韩愈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抵排异端，攘斥佛老; 补苴罅漏，张皇幽眇; 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 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 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 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 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 子来前! 夫大木为，细木为桷，栌侏儒，椳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唯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 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糜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 乘马从徒，安坐而食; 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 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亡，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代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

“解”是古代议论文中的一种体裁。主要是含有解释、解答的意思，一般在辨别疑惑、解剥纷难时采用，正如《文体明辨·序说》所言“解者，释也，因人有疑而解释之也。”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自我标榜的意味。历来各家多认为此类文体始于西汉东方朔的《答客难》与扬雄的《解嘲》。其实，在我国最早使用一问一答这种文学形式的，还是要上溯到屈原的弟子宋玉(见《答楚王问》)及附在《楚辞》之后的《渔父》《卜居》两文的原作者那里。主客答问体在汉代又有崔駰的《达旨》和班固的《宾戏》及张衡的《应间》等。

对于韩愈这篇沿用前人形式的文章，清代储欣评曰：“自此文出，接踵仿效者于是乎绝矣。信乎能超前而断后也。”他还认为《进学解》“局调句字，色色匠心，雄深奥衍，固非《客难》《解嘲》所能颉颃也。”一篇辨析学、行问题，提出增进方法的文章竟然获得了如此高度的评价，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其一，气盛言宜，声威夺人。通观韩愈的散文，一个极重要的特色就是独具一种浩然之气。这种蓬勃旺盛的气势贯穿在他的文章里，使读者被这种浩然正气所涵盖、所裹挟，受到强烈的情绪上的激动和感染。因此，尽管有时候韩文中的道理并不十分充分，但在其凌厉文风的攻势下也会为之动容、颔首称是的。以《进学解》第一段为例，作者开篇就以导师的口吻对学生们晓以学、业之精义，又针对“有识阶级”牢骚过盛的毛病进行了一番规劝。希望他的弟子们发奋学习，报效国家，而不要斤斤计较于物质上的待遇与名利上的得失。在此一段中，韩愈的言论是完全符合正统儒家“反躬自问”的处世哲学的，而且其口风之正，境界之高也是无可挑剔的。当然，那些颂扬“有司”的话与社会现实是有距离的，而反话正说之法既表现了他对当时用人路线的心怀不满，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希望朝廷能够广开才路，使天下英才都得到重用的社会理想。值得注意的是，这头一段中的许多话是相互矛盾的。然而，韩愈正是利用这种歌颂与讽刺相互折冲的文法，极为真实地表述出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面前的种种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从“方今圣贤相逢”到“孰云多而不扬”是歌功颂德，而其中又以“有幸”二字披露出“不幸”者们可能遭遇到的种种恶运。由此便对“圣贤相逢”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从“诸生业患不能精”到“无患有司之不公”强调了士人们坚持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而潜台词中既申明了对“有司之公”的疑虑、担心，又流露出一种士子们无论如何还是要立足于严格的自我要求之上，坚持正直耿介之情操的殷殷切望，这段教诲之辞很短，但是通过上述的一波三折之变，两次转换之法，其中的内涵就大大地丰富起来了。

作者写作此文时年已四十有六，在此之前，他因直言犯上，痛陈时弊及“恶语伤人”等等“罪过”，已被贬黜达四次之多!可是他为什么却在学生们面前侃侃而谈什么“当今圣明，海晏河清”之类的话呢，今人多解释为是反话正说，借机讽刺朝廷的组织路线。这些分析当然不错，但如光从文学手段上去谈则是显然不够的。作为一个老师，他难道可以在学生们面前哭穷说困吗? 可以同学生们一起去诅咒朝廷的昏庸无能吗? 所以说，在“正面教育”的分寸上，韩愈把握得十分得体的。明代茅坤曾用“正正之旗，堂堂之阵”来评价本篇，真公允之论也。牢骚归牢骚，不平归不平，但为人师表，则不可不以正道教于人，不可不以正路指于人。否则，又何以言师呢。

其二，匠心独运，别具一格。韩愈在第一段中从正面对学业与品德修养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解析。指出了士人“不可逐于名利，不可求于速成”的成才之道或者说是做人之道。紧接着笔锋一变，就“反串”了一场极具诙谐意味的独角戏。在这场自我申诉、自我表白之中，作者把自己在遴选人才方面的政治见解及士人待遇问题上的感慨，通过一支生花妙笔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如前所述，在正面训话中是不能也不应该涉及先生本人的苦衷的。可是韩愈“不平则鸣”的个人气质又无法抑制，面对这个二难推理，作者灵机一动，假设一弟子站出来反驳自己，于是就终于借了这个“子虚乌有”先生的嘴，把对朝廷在诸如大材小用，待遇菲薄，阻塞言路及黜陟不当等非常严肃的原则问题上的意见，以极为轻松幽默的口吻倾诉无遗。在这一段里，韩愈运用了两个非常成功的文学技巧。一是“急转直下”的手法，即起首第一句的“先生欺余哉!”试想，前面是那段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的“宣讲”，猛可里却冒出来这么一个针锋相对的彻底否定，非散文大家难以把这种“跌宕”之法用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二是“先抑后扬”的手法。假定那弟子在“彻底否定”之后紧接着就摆出先生的种种窘迫之态，那虽然未尝不可，但却会明显地失于平直，可那弟子却以大量锦上添花般的事实先把老师的“先进事迹”讲了个无一遗漏，然后才徐徐道出先生那些不堪与人言的可悲境遇。如此两下里一参照，这勤勤恳恳、饶有成就的老先生就愈发地显得命中多舛，楚楚可怜了。

然而，若与第三段文章联系起来分析，又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韩愈所自叙其失意之处，恰恰就是他的得意之处;而其所自责之处，则正是他的自誉之处。前人之所以抬高本文而贬低《答客难》、《解嘲》诸篇，原因就在于后者均是自数己长而叹人之不见，而此篇的妙处就在于把自家的众多本事，诸般抑郁尽数藉他人之口说出，而自己则站到一旁，平心静气地以种种大道理去开解之，排遣之。如此一来，不仅自然显示出作者的志趣高洁，也易于使那些“当道者”从同情、关心他转而出手援引于他了。再者，这种先生学生，一正一反，言来语去，相反相成的行文结构又使文章既显得深沉。含蓄，又生动活泼，挥洒自如，表现出了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韩文风格及其杰出的艺术创造天才。

其三，怨而不怒，志向深远。从《进学解》的行文风格看，虽然确如前人所评，是“拔天倚地，句句欲活”，但掩卷而思，却于忧怨之情中未见有恚怒之感。作者用笔之分寸可谓恰到好处。众所周知，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可以说是韩愈散文的一大主题。但是从写法上看又各不相同。有不平之气溢于言表的《送孟东野序》;有明褒暗贬、宜庄宜谐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又有言此及彼的诸《杂说》等。而这篇《进学解》则用意曲折，遣词委婉，既无自吹自擂之嫌，又无攻击朝廷之虞，正话发人深省，反语耐人寻味，构成了一篇“鸣之善者也”的绝妙文章。

史传韩愈的这篇佳作“执政览其文，以为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今人有评论说：这样一篇牢骚文章，并未获罪，反得升迁。前人多以此篇的第三段为解嘲部分，认为是进一步的借题发挥，冷嘲热讽。其实未必尽然。因为韩愈在当时已颇具文名，他的这篇署名文章提出了当时“有识阶级”中普遍存在着的知识虚浮，不济世用等问题，对于纠正当时士人们或盲目清高、脱离实际，或追名逐利、斤斤计较等不良倾向应该讲是大有裨益的。这一点是否就是他得以升官的原因不得而知，但如果认为韩愈写出此文的目的仅是自道劳乏，自我吹嘘，仅是为自己呼号抗争，伸手要官的话，恐怕是大违作者创作初旨了。

其四，庄谐间作，摇曳多姿。“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是韩愈在本篇中所发“训词”的开场白。然而万万不可将这只看作是起“静场”作用的“穿靴戴帽”之言。这两句话历尽千年被莘莘学子们当做座右铭。由此可见，大道理也不是不能讲，而是要讲到点子上，万勿夸夸其谈。作为一篇专论学业品德上如何更进一竿的文章，用这两句话来“破题”十分简练而深刻，但如全篇都用这种训诫式语言，那就味如嚼蜡了。所以，韩愈在开章明义的同时，又大量采用戏剧性结构与诙谐的言语，有意造成了几个引人入胜的转折。

比如那个持反对意见的学生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列举出了韩愈的为学之勤，执教之劳，文章之妙与品格之好。如果按照前面先生训话中所称道的那样，那么，先生肯定应受到朝廷的重用。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如此各执一方，矛盾冲突就尖锐而又鲜明地摆在了面前，行文至此，读者已被这种明显的不合理现象紧紧抓住而不得不拜读下去了。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文章的第三部分，即韩愈对学生问难的答复。从全文结构上看，《进学解》比前此的“问答体”有了很大的改造。一般而言，前人之作大抵是抑客伸主，首先让作为陪衬的问方发难，然后自己再正面申明并以之作为全篇的主要部分。韩愈此文则大不一样。他是自己先发一番议论，引出客方问难，最后自己又进行反驳以成定论。尤有新意的是，主方讲出来的话虽多数暗藏机锋，但毕竟都是正面性的，而客方的问难即整个第二大段，才真正是讲出了作者积郁已久的心里话。如此，则改抑客伸主的传统写法为“以客为主”的崭新框架，从而使文章更显得曲折往复，一唱三叹，大有神龙不见首尾之感。

其五，参差错落，气象万千。韩愈这篇《进学解》具有很多赋体的特点，例如在铺陈、对偶，文采及音韵诸方面。但他一律加以改造，以适合于自己的写作、表达上的需要。比如象奇偶相间句式的灵活运用，造成了语言上错综美与整饬美的和谐，从而避免了赋体的板重呆滞，表露出本文既幽默含蓄、妙趣横生，又浑浩流转、气势夺人的风格特色。在语言的使用上，本文充分显示出韩愈非凡的创造能力，象“含英咀华”“细大不捐”“提要钩玄”“动辄得咎”等成语或词组一直流传使用至今。特别是那些评介历代文献的名言，许多已与原作连为一体，密不可分。比如今人中要谈起《尚书》，又有谁会忘记了那“佶屈聱牙”四个字呢!

后代儒者多将韩愈放在孟子之后，推为振兴儒道的第二个里程碑。孟子有言“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韩愈写作《进学解》时的心境，大概也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