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韩愈《论佛骨表》原文|注释|赏析

韩愈

臣某言：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 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 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 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 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 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

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

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 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 安在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 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 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论佛骨表》选自《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九，是韩愈所作的一篇著名的反佛文章。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长安城内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据《旧唐书·韩愈传》记载：“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伽文佛(即释伽牟尼)指骨一节，……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这年正月，宪宗李纯命中使杜英奇率宫人及僧众持香花到法门寺迎接佛骨，“自光顺门人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就连平民百姓中，也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韩愈时年52岁，正在长安作官，任刑部侍郎。他素不喜佛，认为这既有悖于先王之道，也不利于国计民生。于是他不惜触怒宪宗，上疏切谏，写了这篇《论佛骨表》。宪宗看了这篇表章，果然“龙颜大怒”，对裴度、崔群等说：“愈曰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必欲杀之而后快。后经裴度、崔群等人说情，才免其死罪，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到潮州后，又上表(即《潮州刺史谢上表》)谢恩。“帝得表，颇感悔，欲复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论是天(应为“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欲复用愈”。

唐代社会佛、道、儒三家并行，其中以佛教最为昌炽，寺院林立，大批僧尼游手好闲，“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直接妨害了国计民生，严重地触犯了唐王朝的利益。韩愈的《华山女》诗中，曾有一段描写佛寺讲经时的盛况：“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恶恣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可见当时佛教之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宪宗还要大事铺张地迎佛骨，势必会在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崇佛浪潮。在一片崇佛佞佛的喧嚣声中，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独挽逆流，冒死劝谏，揭露崇佛的危害，批判宪宗的佞佛行为，宣扬自己的反佛主张。这在客观上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表”是一种奏议体散文，其功用如刘勰所说“表以陈情”，也可用作论事、请功、辞免等。《论佛骨表》实际上是一篇劝谏文章。劝谏，应该是驳论。然而所劝的是当朝天子，当然不能直接批驳，只能正面阐述自己的论点，以论述自己观点的正确来否定宪宗的崇佛做法。

文章的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作者历举大量史事，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反复论证，逐步把问题引向深入。文章一开始，先从佞佛和皇帝寿命的关系上来分析崇佛的得失。大凡皇帝，都想长生不老，“万寿无疆”。他们推崇佛道，也大都出于这一目的。韩愈首先列举上古年代，佛教流入中国以前，黄帝、颛顼、尧、舜、禹及文、武、穆王长命百岁的事实，说明“此时佛法亦未人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而佛教于汉明帝时传入中国，汉明帝却只在位十八年。在他之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只有梁武帝吃斋念佛，三次出家，在位四十八年，但他也未得善终，最后还是国破身亡。一面是“安乐寿考”，“年皆百岁”; 一面是“事佛渐谨，年代尤促”。这一正一反的事实一对照，“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的结论自然得了出来。这就是本文的第一个分论点。这一段论述，针对性很强，尤其“事佛渐谨，年代尤促”一句，切中唐宪宗的要害，揭露了他崇尚佛教是因为贪生怕死的本质，难怪他要恼羞成怒，加害于人了。文中佛教由汉明帝时传人中国一说，似依据范晔《后汉书》中的观点。其实，佛教早在西汉就已传入中国，只是当时尚不流行，至后汉明帝时方才兴盛。

文章的第二个分论点是佞佛一事“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作者引用唐高祖取消佛法的命令和唐宪宗初登极时不准度人为和尚、尼姑、道士，不准建造寺庙、道观的事实，说明不应该推崇佛教的道理。据史载： 唐高祖曾采纳太史令傅奕的意见，下令“废浮屠，老子法”，后“会传位而上”。宪宗即位初时，亦曾施行一些振兴国家的措施，不许度人为僧尼，不许创建寺庙只是其中之一。“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遵循先王之道，是古代君王必须恪守的信条，违背先王遗训是大逆不道的。在这里，韩愈采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将高祖遗训及宪宗自己关于禁佛的诏书摆出来，旨在提醒宪宗不要违背先王祖训及自己的初衷，做出崇佛的不智之举。既然佞佛上背先祖之遗训，下违本人之明诏，贤明的君主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当然不能。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作者在文中对宪宗多有回护，称他此举为“诡异之观，戏玩之具”。但是皇帝固然圣明，百姓却愚不可及，容易被迷惑，还以为皇帝是真心事佛，“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对佛教的迷信、推崇愈演愈烈，必然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韩愈的这番话绝非危言耸听，几十年之后，唐懿宗时一次迎佛骨时的情景，竟与韩愈的预言惊人地相似。据唐人苏鹗的《杜阳杂编》所载：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仍(命)京师耆老，元和(唐宪宗年号)迎真身者，迎真身来，悉赐银碗锦彩。长安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至于肘行膝步，齧指截发(者)不可算数。又有僧以艾复顶上，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凡见者无不大哂焉。”可见韩愈的推断之正确。韩愈在文章中明确地表示了他对宪宗迎佛骨一事的反对态度，但是他不直言批评宪宗的行为，而是说他不过是设置一个怪异的东西，为士大夫和庶民百姓提供一个游戏赏玩的机会。这种寓贬于褒婉曲为辞的写法是颇具匠心的。

文章的第三个分论点是：崇佛违背先王礼法，因此“佛不足事”。韩愈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先王之道”格格不入。如其身至今尚在，亦不足敬，更何况是“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呢?为进一步说明“佛不足事”的道理，韩愈又引证了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名言，来强化自己的论点。圣人之言是不能违背的。古人行吊，“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的成规也不该破坏。那么“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当然是大错而特错了。韩愈由对宪宗的委婉批评，转而直接抨击他供奉“夷狄之人”的“枯朽之骨”，并且还要“亲临观之”的荒谬行为。随着批判的逐步深入，文章的言辞也愈见激烈。到了篇末，韩愈竟将举国轰动，连皇帝陛下都“亲临观之”的佛骨称为“朽秽之物”，可见他对佛教的鄙夷到了何种程度。

韩愈在充分论证了崇佛的危害之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张：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这也就是本文的最后一个分论点。在皇帝亲自带头，崇佛之风甚嚣尘上的情况下，能够提出这样坚决、果敢的主张，是很需要有一点勇气的。从中可以反映出韩愈反佛的彻底精神。为了进一步说服宪宗，韩愈在文章的最后斩钉截铁地说：“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这发自肺腑的铿锵话语，充满了浩然正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出自一位封建士大夫之口，实在令人为之肃然。

韩愈为文，重视文章气势，认为作文要“正声谐韶濩，劲气贯金石”。《论佛骨表》一文直言谠论，犯颜纳说，气势雄壮，语言犀利，论辩中表现出旺盛的斗志与强烈的道义感，富有极强的感染力。韩愈反佛的基本观点，本无新的内容。早在唐初，傅奕便向唐高祖上疏清除释教，认为“生死寿夭，本诸自然”，反对佛教“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并揭露寺院僧尼“剥削民财，割截国贮”，韩愈的观点，并没有超过傅奕等人，然而他的文章中体现出的大气磅礴的气概，激越的文辞，确实气势豪横，振聋发聩。苏轼称之“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潮州韩文公庙碑》)，实不为过。

文章立意深刻，论理透辟，逻辑严密，层次分明。中唐时期，佛教猖獗，寺院经济膨胀，是唐代主要社会矛盾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韩愈挺身而出，高举反佛大旗，写出了这篇著名的反佛文章。为了突出“反佛”的重大主题，全文始终紧密围绕“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结构文章，展开论述。在论述过程中，文章大量引证史料，以此为依据，由远到近，从古至今反复论证，通过正反对比，条分缕析地分析、推理，使文章主旨突出，层次分明，同时又增强了文章的鲜明性、生动性。韩愈文中所引的有些史料未必确凿，然而由于文章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使之周密圆通，几近无懈可击。

文中感情激越，爱憎分明，情理兼备，语言雄辩。本文是一篇表奏文章，以臣谏君，这就决定了文章既要义正辞严，据理力争，又要委婉纡徐，苦口婆心的特点。作者一方面摆事实，讲道理，晓之以理，一方面“内怀至忠”，循循善诱，动之以情。宪宗虽然一时激怒，欲施之以极刑，然而最终还是感受到了韩愈的良苦用心，宽宥了他。

应当看到，韩愈的反佛斗争也有其局限性。韩愈的本意是“攘夷狄”，维护“先王之道”，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的统治。因此他的反佛，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