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原文|注释|赏析

苏辙

熙宁五年秋七月，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欧阳文忠公薨于汝阴，八年秋九月，诸子奉公之丧葬于新郑旌贤乡。自葬至崇宁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来请，辙方以罪废于家，且病不能执笔，辞不获命，乃曰：“病苟不死，当如君志。”既而病已。谨案，欧阳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孙琮为吉州刺史，后世因家于吉。曾祖讳郴，南唐武昌令，赠太师中书令，妣刘氏，追封楚国太夫人。祖讳偃，南唐南京卫院判官，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妣李氏，追封吴国太夫人。考讳观，秦州军事推官，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封郑国公，妣郑氏，追封韩国太夫人。

公讳修，字永叔，生四岁而孤，韩国守节自誓，亲教公读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公敏悟过人，所览辄能诵。比成人，将举进士，为一时偶俪之文，已绝出伦辈。翰林学士胥公时在汉阳，见而奇之，曰：“子必有名于世。”馆之门下。公从之京师，两试国子监，一试礼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补西京留守推官。始从尹师鲁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圣俞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贤，还朝荐之，景祐初，召试，迁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时范文正公知开封府，每进见，辄论时政得失，宰相恶之，斥守饶州。公见谏官高若讷，若讷诋诮范公，以为当黜，公为书责之，坐贬峡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复为武成军节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为陕西经略招讨安抚使，辟公掌书记，公笑曰：“吾论范公，岂以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辞不就。召还，复校勘，迁太子中允，与修《崇文总目》。庆历初，迁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求补外，通判滑州事。

时西师未解，契丹初复旧约，京东、西盗贼蜂起，国用不给。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进范公及杜正献公、富文忠公、韩忠献公，分列二府，增谏员，取敢言士。公首被选，以太常丞知谏院，赐五品服，未几，修起居注。公每劝上延见诸公，访以政事。上再出手诏，使诸公条天下事，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纸笔，使具疏于前，诸公惶恐。退而上时所宜先者十数事，于是有诏劝农桑，兴学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与腾口谤之。公知其必为害，常为上分别邪正，劝力行诸公之言。

初范公之贬饶州，公与尹师鲁、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见逐。目之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久而益炽。公乃为 《朋党论》 以进，言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恳恻详尽。其后： 诸公卒以党议不得久留于朝。公性疾恶。论事无所回避，小人视之如仇仇，而公愈奋厉不顾，上独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诰。赐三品服，仍知谏院。故事，知制诰必试。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试，与近世杨文公、陈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尝因奏事，论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欧阳修，何处得来?”盖欲大用而未果也。

四年，大臣有言，河东刍粮不足，请废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请废其寨，命公往视利害。公曰：“麟州，天险，不可废也。麟州废，则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则府州遂为孤垒。今五寨存，故虏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废，则夹河皆虏巢穴，河内州县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清塞堡，缓急不失应副，而平时可省转输。”由是麟州得不废。又言：“忻、代州、岢岚、火山军并边民田，废不得耕，号为禁地。吾虽不耕，而虏常盗耕之。若募民计口出丁为兵，量入租粟以耕，岁可得数百万斛，不然，他日且尽为虏有。”议下，太原帅臣以为不便，持之久之乃从。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奏罢者十数事。

自河东还，会保州兵乱，又以公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上面谕：“无为久留计，有所欲言： 言之。”公曰：“谏官得风闻言事，外官越职而言，罪也。”上曰：“第以闻，勿以中外为意。”河北诸军怙乱骄恣，小不如意，辄胁持州郡。公奏乞优假将帅，以镇压士心，军中乃定。初，保州乱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诛之，胁从二千人亦分隶诸州。富公为宣抚使，恐后生变，与公相遇于内黄，夜半屏人谋，欲使诸州同日诛之。公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 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从，为变不细。”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纲司，以督粮饷，边州赖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缮一路戎器。

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诸公相继以党议罢去，公慨然上书论之，用事者益怒。会公之外甥女张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系狱。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诏狱，穷治张赀产。上使中官监劾之，卒辨其诬，犹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扬州，又徙颍州。迁礼部郎中，复龙图阁直学士，留守南京，迁吏部郎中。丁韩国太夫人忧。至和初，服除，入见，须发尽白。上怪之，问劳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内铨。小人畏公且大用，伪为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闻之，果怒。会选人胡宗尧当改官，坐尝以官舟假人，经赦去官，法当循资。公引对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尧，翰林学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谓公无罪，上悟，留刊修《唐书》，俄人翰林为学士。自滁州之贬，至是十二年矣。上临御既久，遍阅天下士，群臣未有以大称上意。上思富公、韩公之贤，复召置二府。时庆历旧人惟二公与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庆。公以学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贵臣宗愿、宗熙、萧知足、萧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尔。”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权知贡举。是时进士为文，以诡异相高，文体大坏。公患之，所取率以词义近古为贵，凡以崄怪知名者，黜去殆尽。榜出，怨谤纷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变而复古。三年，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事。所代包孝肃公以威严御下，名震都邑。公简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誉。有以包公之政励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势必不逮。吾亦仕吾所长耳。”闻者称善。四年，求罢，迁给事中、充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读学士。

公在翰林凡八年，知无不言，所言多听。河决商胡，贾魏公留守北京，欲开横垅故道，回河使东。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诏两省台谏集议，公故奉使河北，知河决根本，以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淤从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决。水性避高，决必趋下。以近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必决于上流耳。横垅功大难成，虽成，必有复决之患。六塔狭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趋，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则河无决溢散漫之忧，数十年之利也。陈恭公当国，主横垅之议，恭公罢去，而宰相复以仲昌之言为然，行之而败，河北被害者凡数千里。狄武襄公为枢密使，奋自军伍，多战功，军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诸军讹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惟于国不便，鲜不以为身害。请出之外藩，以保其终始。”遂罢知陈州。公尝因水灾上言：“陛下临御三十余年，而储宫未建。此久阙之典也。汉文帝即位，群臣请立太子，群臣不自疑而敢请，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后唐明宗尤恶人言太子事。然汉文帝立太子之后，享国长久，为汉太宗。明宗储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窥觊陷于大祸，后唐遂乱。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择剧易，类如此。

五年，以本官为枢密副使。明年，为参知政事。公在兵府，与曾鲁公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戌多少、地里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阙屯戌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时富公久以母忧去位，公与韩公同心辅政。每议事，心所未可必力争，韩公亦开怀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为得。

时东宫犹未定，臣僚间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后，谏官司马光、知江州吕诲言之，中书将因二疏以请，幸上有可意，相与力赞之。一日奏事垂拱，读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顾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谁可者?”韩公对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无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议，当出自圣断。”上乃称英宗旧名曰：“中尝养此人，今三十许岁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议于殿上，将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来日取旨。”明日，请之崇政，上曰：“决无疑矣!”诸公皆曰：“事当有渐，容臣等议所除官。”时英宗方居濮王忧，遂议起复，除泰州防御使，判宗正寺。来日复对，上大喜。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断之于心，内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岂可使妇人知之?中书行之足矣!”时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辞，上听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丧，称疾不出。至七月，韩公议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进，示朝廷不可回之意。”众称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当如何?”韩公未对，公进曰：“宗室旧不领职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诰敕付閤门，得以不受。今若以为皇子，诏书一出而事定矣。”上以为然，遂下诏。及官车晏驾，皇子嗣位，海内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后天下皆咏歌仁宗之圣以及诸公之贤。而向之党议消释无余，至于小人，亦磨灭不见矣。

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亲政，慈圣光献太后临朝。公与诸公往来二官，弥缝其间，卒复明辟。枢密使尝阙人，公当次补。韩公、曾公议将进拟，不以告公，公觉其意，谓二公曰：“今天子谅阴，母后垂帘，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后张康节公去位，英宗复将用公，公又力辞不拜。公再辞重位，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难。八年，迁户部侍郎。治平初，特迁吏部。

神宗即位，迁尚书左丞。公性刚直，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喻可否。虽台谏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此得怨，而公不恤也。朝廷议加濮王典礼，诏下礼官与从官定议，众欲改封大国，称伯父，。议未下，台官意公主此议，遂专以诋公。言者既以不胜补外，而来者持公愈急。御史蒋之奇并以飞语污公，公杜门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诬，连诏诘问，词穷逐去。公亦坚求退，上知不可夺，除观文殿学士、知亳州事。熙宁初，迁兵部尚书、知青州，兼充京东东路安抚使。时诸县散青苗钱，公乞令民止纳本钱，以示不为利，罢提举管局官，听民以愿请。不报。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公辞，求知蔡州，从之。公在毫，已六请致仕。比至蔡，逾年，复请。四年，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公年未及谢事，天下益以高公。

公昔守颍上，乐其风土，因卜居焉。及归，而居室未完，处之怡然，不以为意。公之在滁也，自号醉翁，作亭琅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 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自为传，刻石。亦名其文曰 《居士集》。居颍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赠太子太师，谥文忠。天下学士闻之，皆出涕相吊。后以诸子赠太师，追封兖国公。

公之于文，天才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短章大论，施无不可。有欲效之，不诡则俗，不淫则陋，终不可及。是以独步当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于六经，长 《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尝奉诏撰《唐本纪表志》，撰 《五代史》 二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其《表传志考》 与迁、固相上下。凡为 《易童子问》 三卷、《诗本义》 十四卷、《唐本纪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 五十卷、《外集》 若干卷、《归荣集》 一卷、《外制集》 三卷、《内制集》 八卷、《奏议集》 十八卷、《四六集》 七卷、《集古录》跋尾十卷、杂著述十九卷。

公笃于朋友，不以贵贱生死易意。尹师鲁、石守道、孙明复、梅圣俞既没，皆经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奖进文士，一有所长，必极口称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后历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宽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扬之人至为立生祠。郑公尝有遗训，戒慎用死刑，韩国以语公，公终身行之。以谓汉法惟杀人者死，今法多杂犯死罪，故死罪非杀人者，多所平反，盖郑公意也。

昔孔子生于衰周而识文武之道，其称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虽一时诸侯不能用，功业不见于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掩。孔子既没，诸弟子如子贡、子夏皆以文名于世。数传之后，子思、孟子、孙卿并为诸侯师。秦人虽以涂炭遇之，不能废也。及汉祖以干戈定乱，纷纭未已，而叔孙通、陆贾之徒，以《诗》、《书》、《礼》、《乐》弥缝其阙矣。其后贾谊、董仲舒相继而起，则西汉之文，后世莫能仿佛，盖孔氏之遗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汉以来，更魏晋，历南北，文弊极矣，虽唐正观、开元之盛，而文气衰弱，燕许之流，倔强其间，卒不能振。惟韩退之一变复古，阏其颓波，东注之海，遂复西汉之旧。自退之以来，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为文。祖宗之治，礼文法度，追迹汉唐，而文章之士杨刘而已。及公之文行于天下，乃复无愧于古。於乎，自孔子至今，于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焉，夫岂偶然也哉?

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学士偃之女。再娶杨氏，集贤院学士大雅之女。后娶薛氏，资政殿学士简肃公奎之女，追封岐国太夫人，男八人： 发，故承议郎;弈，故光禄寺丞; 棐，朝奉大夫;辩，故承议郎;余早亡。孙男六人： ，故临邑县尉; 宪，通仕郎;恕，奉议郎;诉，故宣义郎，愿、懋，皆将仕郎。孙女七人，皆适士族。

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隐居乡闾。闻天子复用正人，喜以书遗公。公一见其文，曰：“此孙卿子之书也。”及公考试礼部，亡兄子瞻以进士试稠人中，公与梅圣俞得其程文，以为异人。是岁辙亦中下第，公亦以谓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馆舍，亡兄与辙皆流落不偶。元祐初，会于京师，公家以公碑诿子瞻，子瞻许焉，既又至于大故。辙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复辞。

铭曰： 于穆仁宗，有文臣忠。自崄而夷，保其初终。惟古人臣，终之实难。匪不用贤，有孽其间。公奋自南，声被四方。允文且忠，有炜其光。上实开之，下实泥之。三起三偾，谁实使之?偾而复全，惟天子明。克明克终，乃卒有成。逮岁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饮食。舜禹相授，不改旧臣。白发苍颜，翼然在廷。功成而归，维公本心。彼其何知，言恐不深。颍水之滨，甲第朱门。新郑之墟，茂木高坟。野人指之，文忠之遗。忠臣不危，仁祖之思。



《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是苏辙呕心沥血之作。欧阳文忠公即欧阳修，“文忠”是他死后的谥号。“神道碑”即“墓表文”，又称“神道碑铭”，就是刻在石碑上的文辞。

据考证，所谓碑，原本是古人置于宫室、宗庙前的石桩、石柱，最早是为了“识日影”或拴牲畜，后来发展到在上面刻字记事，因而产生了碑志、碑铭。古代的碑文有三种。记功碑文、宫室庙宇碑文和墓碑文。墓碑文主要记述死者的生前事迹兼表悼念、称颂之情。所以在坟墓前立碑刻铬、其目的是怕年久地形变迁、不易寻识死者的墓穴。后来更有“同乎不朽” (刘勰《文心雕龙·诔碑》) 的意思。墓碑文又分两种： 埋于地下的为墓志铭; 立于地面的为墓表文。墓表文又称神道碑铭，是叙其学问德行，表彰于外的意思。为什么称神道碑铭呢?古代堪舆家认为坟墓的东南为“神道”，将碑刻立于神道上，故称神道碑铭。在古代，不论有官位或无官位的人，都可立神道碑。但是，所立的碑石的形制却有区别。唐代以后规定五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用碑用碣，则依死者临终时的官阶而定。碑是螭首龟趺 (音fu，即碑座)，趺上高不过九尺。碣为圭首方趺，趺上高不过四尺。至于碑上的文章体式，却无什么区别。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官高爵显，故立神道碑。这类墓碑文有一定的格式，一般分为两部分： 前边是记述死者生平、功业的传记，后面是颂赞体的铭文。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篇》说：“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宇则‘传 ’，其文则‘铭’”。他指的“宇”，即散文体的传记，他指的“铭”，即用韵写的赞词。并且指出，没有史笔文才，就难堪此任。苏辙写此文，确实下了功夫，首先，欧阳修是当时重臣，一生遭际坎坷、功业甚大，事迹丰富，很不容易概括准确。另外，苏辙父子兄弟受欧阳修的恩惠多。苏洵是以布衣之身被欧阳修推荐入仕的。苏辙与其兄苏轼是欧修主持贡举选拔的人材。按例是欧阳修的门下弟子，苏轼在世时，便答应撰写这篇碑文，但未能如愿。欧阳修死后三十二年，其子欧阳叔弼转请苏辙撰写神道碑。当时苏辙因病婉辞。欧阳叔弼派儿子再次提出撰文要求，苏辙说“斯文一时大手笔也。”如果勉强撰写，深恐不能如意。他请求欧阳叔弼“不以朝夕见迫，许迁延三数年间”，“则不复辞矣”。可见苏辙写此文不是随便敷衍塞责的，而是非常重视，苦心经营的。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选材精确、叙事详略得当、夹叙夹议，评论公允，语言简洁，却无疏漏。在历代的碑志文中，也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首先是选材精确，剪裁恰当。欧阳修一生事迹丰富，情况复杂，神道碑是要刻石立于神道上的，篇幅有限，不能事无巨细，有闻必录，因此就有个选材、剪裁问题。从欧阳修这个人来说，他首先是个政治家。当过地方推官、节度使衙门掌书记、县令、太守、最后做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在范仲淹与吕夷简的政治斗争中，倾向于范仲淹的开明政治;但王安石大力改革，提倡新法时，他又上书指陈青苗之沿海弊，又站到了保守的阵营。欧阳修又是文学家，他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反对宋初以来追求靡丽形式的文风，继韩愈之后倡导古文运动，成为北宋文坛的领袖。他写过不少散文、诗词。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又委婉，词风却又婉丽。他还是历史学家，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如何概括其一生，在选材、剪裁上就不得不下功夫了。苏辙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里，既叙述了欧阳修的政绩，又叙述了欧阳修的文勋。叙政绩，实出其正直、敢言的特点，《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按例先简要地概述其家世历史以及欧阳修的中举入仕的过程。然后，文章重点记述欧阳修在政绩方面突出的十余件事：在范仲淹当政时，初作谏官，条陈十余事，获得宋仁宗赵桢同意，于是“有诏劝农桑、兴学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著《朋党论》为范仲淹受贬鸣不平;阻止废麟州、提议募民计口出丁耕种山西忻州一带土地，抵制外侵;阻止富弼杀俘的错误举动。至此用“公在翰林凡八年，知无不言，所言多听”小作归纳，然后又重点写欧阳修阻止治理黄河泛滥的两种错误主张，提出“因水所趋，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的治理方案及在当参知政事时，整顿边务。特别重点的是劝仁宗立储君，英宗即位后，如何辅佐皇帝，巩固社稷。这些，在封建的政权中，都是被认为至关重要的贡献，叙述每一件事，却不平均用力，有的极详，有的极略，在叙述欧阳修的文化贡献时，简略评价了欧阳修的文章风格后，列出著作名称。将主要笔墨放在文坛领袖欧阳修反对靡丽文风、倡导古文运动的成绩上。并从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顺序论述，强调其意义：“自孔子至今，于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焉，夫岂得偶然也哉!”将韩愈、欧阳修并列，颇有见地。至于欧阳修的其他事迹，则一概从略或只字未提，甚至关于欧阳修的词都没置一言，可见选材、剪裁方面，苏辙下了功夫，大事不漏，小事不及，因此，比较恰当地概括了欧阳修一生的功业，这正是选材精确、剪裁恰当收到的明显的效果。

其次，在表现手法上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叙议结合，互为发明，间以少许描写，使文章具体而又生动。如叙述欧阳修任枢密副使，与韩琦同心辅政：每议事，欧阳修若是有不同意见一定力争，韩琦也心怀开阔，不以为意。随后议论道：“故嘉祐之政，世多以为得。”这句议论既对欧阳修的政绩作了评价，同时，又将两人讨论议政的效果也揭示清楚了。涉及欧阳修的文学成就时，从议论入手，说：“公之于文，天才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以议沦代叙述，至于什么文章表现出如此风格，却一字不提。随后提到欧阳修的著作，也随叙随议：“尝奉诏撰《唐本纪表志》、撰《五代史》二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其《表》、《传》、《志》、《考》 与迁、固相上下。”充分肯定其修史成就。

在文的结构安排上，作者也颇费苦心。如果按年代先后一揽子叙述，那么一会叙述政绩，一会叙述文学成就，必然混杂不清，轻重失当。如果采用先叙政绩，后写文学成就，固然清晰，也易出现弊病，即使整个神道碑文形成前后判然。两相比较而言，后一种方法易使条理清楚。作者匠心独运，采用适当交叉的办法，如在第二段里，叙及欧阳修学习情况，说：“公敏悟过人，所览辄能诵。比成人，将举进士，为一时偶丽之文，已绝出伦辈。”将文才顺势叙述出来。接着叙述欧阳修中进士后，“始从尹师鲁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圣俞游，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这样，对欧阳修的古文、诗词方面的特点预先点明，埋下伏笔，后面大段介绍欧阳修的文章成就便不觉突兀了。整篇文章的结构前后勾连，也显得严谨、完整、不止前边预为伏笔，在文章中间，也偶尔点到，达到连前接后的作用。如在文章中间，叙及宋仁宗知道欧阳修忠心耿耿，拟授他“知制诰”，赐三品服。按规定，知制诰一定要先经过考试，以检查文字能力。因为“知制诰”要代皇帝起草文件，写作能力差，就难堪此任。对于欧阳修，“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试。”宋仁宗知道欧阳修能写文章，还下谕旨免予考试。苏辙叙述这件事，固然在于记述欧阳修的“殊荣”，同时，侧而反映了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之大，等于为后而专叙欧阳修倡古文运动等再次埋了伏笔，使前后文章的结构断而实续，显得严密、紧凑。弥补了将政绩、文绩分写而出现两大块的缺陷。

在语言的运用上，相当准确、简洁。苏辙是主张简洁的，但是因总求“简”，结果出现疏漏，如他写的《古史》，将《史记》里的”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改为母，韩女儿，滑稽多智。”省去“樗里子”的名字。司马迁原是说“樗里子”滑稽多智，苏辙这一改，倒变成樗里子的母亲滑稽多智了。后人批评他求简而出现“苟简”。然而，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里，苏辙的文字既简洁，又准确。如赫赫武功的狄青任枢密使，欧阳修认为他多战功，军中服其威名，“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惟于国不便，鲜不以为身害，请出之外藩，以保其终始。狄青因而被罢相，以知陈州。欧阳修还奏请皇帝立储，叙述这些后，说：“公言事不择剧易，类如此。”“剧易”两字，非常简洁地点出了欧阳修“言事”是承担了风险的。文中却一字未提“风险”二字，而“风险”就在概括性的议论中表现出来了。这种“微言大义”正是史家经典《春秋》的笔法。

现在看来，欧阳修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以及他在“词”创作上的成就，苏辙完全没有涉及，这倒是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仍是不可多得的墓碑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