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韩愈《李实》原文|注释|赏析

韩愈

实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青苗以应官。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实闻之，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

实遇侍御史王播于道，故事，尹与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实不肯避，导骑如故，播诘让导骑者，实怒，遂奏播为三原令，廷诟之。陵轹公卿以下，随喜怒诬奏迁黜，朝廷畏忌之。尝有诏免畿内逋租，实不行用诏书，征之如初。勇于杀害，人吏不聊生。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

中国的绘画艺术历来讲究“神似”。谢赫“作画六法”中第一法“气韵生动”所指即此。在作品鉴赏中，亦推“神品”为上，而以“逸”、“妙”、“能”者次之。唐代著名的书画收藏家、评论家张彦远，对是法颇为推崇，认为“以气韵求画，则形在其间矣”;“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谓非妙也”(《历代名画记》卷一)。宋代邓椿也说：“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传神而已”;“故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画继》卷九)。作画若此，为文亦然。韩愈《顺宗实录》之《李实》篇，笔疏迹淡，妙穷毫厘，虽通篇史笔为之，然所摹人物栩栩如生，备极神态，可谓深谙此中真昧也。

文章起首，免去繁文缛节，单刀直人，开门见山：“实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如奇峰突起，一语中的，既概括介绍了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行状，又暗寓“谄事”与“骤迁”及下文“恃宠强愎，不顾文法”的内在联系，同时客观上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积弊。此处虽无正面评介李齐运，但其喜纳媚谄、任人唯亲之象，亦露端倪。

“二李”皆皇朝宗室。李齐运为蒋王恽 (太宗李世民之子) 之孙，德宗朝(779—804) 官至礼部尚书。李实是道王元庆 (高祖李渊之子) 的四世孙，贞元十九年 (803) 以检校工部尚书为京兆尹。京兆尹，古官名，汉亦为政区名，太初元年 (前104) 置。职掌相当于郡太守，因地属京畿，故不称郡，为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 (西安市西北)。三国魏时改称京兆尹，官名太守; 西魏、周、隋时袭称郡，改太守为尹。唐开元元年(713) 改雍州为京兆府，以亲王领雍州牧，以雍州长史为京兆尹，并增置少尹。

李实在任期间，骄横残暴，荼毒生灵，致怨声载道，“人吏不聊生”，于永贞元年 (805) 被贬为通州 (辖今四川达县、宣汉、开江、万源、城口等县地) 长史。本文所述，即此段史实。文章对李实擢发难数的劣迹，先以“恃宠强愎、不顾文法”一语概括，闲置腕旁，任读者去慢慢品味。然后，删繁就简，用极其洗练的笔触，生动地叙述了“旱灾“、“奏对”、“道遇”、“至谴”几个最具典型性的事件和细节，使人物置身于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多侧而、多层次展示其生动鲜明的性格特征，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艺术感染，以至千载之下，读来历历在目，如闻如见。“是时春夏旱”是贞元十九年(803)的事。对这次旱灾，韩愈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今年以来”、“不下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上李尚书书》);“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对百姓深罹天灾赋重之难，“寒馁道途，毙踣沟壑”(同上)的痛苦，身为京畿重地最高行政长官的李实作何表现呢?他不仅对这一切置若罔闻，视而不见，“一不以介意”，反而雪上加霜，“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特别是当朝奏对时，他故意隐瞒实情，编造“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的谎话，以此悦上。结果是苛捐杂税“皆不免”，益发加重了人民的苦难，百姓不得不“坏屋卖瓦木，贷青苗以应官”。当人民稍示不满，他便穷凶极恶地罗织罪名，残酷镇压。一面是不顾百姓的死活，敲骨吸髓地盘剥、压迫，一副凶神恶煞的脸孔;一面是献媚取宠，巴结权贵的谀态。作者通过李实在自然灾害面前截然不同的行状，传神地描摹出他的两副嘴脸，昭昭若揭地刻画出他的性格特征。

如果说，以上的记述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李实的“谄”与“暴”;那么，接下来则是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他的“横”。这里，先以简洁的语句，实写史尹“道遇”的矛盾冲突及结果。以具体事例为据，表现李实的骄横跋扈;“然后，文思一转，拓宽视野，顺势展开“陵轹公卿以下”、“随喜怒诬奏迁黜”，以致“朝廷畏忌之”的叙述，以更多、更广的事实作为补充;最后再进一步指出，即使是最高统治者皇帝下达的“诏书”，李实也敢“不行用”，映衬出他的飞扬跋扈，肆无忌惮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三层叙述，虚实相间，既前后呼应，相得益彰;又各出意旨，曲尽其妙，使文章内容层层深入，文气贯通，颇具艺术表现力。“道遇”一层，写得尤为精采。拘于文体所限，类似《顺宗实录》这样的文章，不可能过多运用文学艺术语言表现人物形象，只能以概括的笔法，客观地再现历史现实。所以，在这里没有详细叙述矛盾，也没有描写具体场面。没有李实和王播的舌枪唇战，也没有两家人华盖如流，前呼后拥的剑拔弩张;甚至李、王二人都不曾正面相照。但作者笔下，寥寥数语，把事件的整个过程，矛盾冲突的开端、结局叙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画龙点睛地描摹了“导骑如故”、“诘让导骑者”的细节，不仅令文章满篇生色，含蕴无穷，而且使叙事染上了戏剧性的色彩，宛如述说一个兴趣盎然的历史小故事。侍御史是中央政府官员，朝廷近臣;李实为地方首脑，身份较前者为低，故“尹与御史相遇，尹下道避”。这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皇朝不可违犯的条律。“实不肯避，导骑如故”，已属不恭敬;而播欲“诘”时，他竟然不屑一顾，任自己的“导骑者”妄为。骄横跋扈、盛气凌人之势于此可见一斑。作者精心截取此事为材，是否亦寓管中窥豹之意呢?“导骑如故”写出了李实手下人狐假虎威，仗势凌人的逼真情态，也烘托了李实的骄横： 家奴尚且如此，主人又当如何! 令人浮想联翩，思绪弥远。播“诘让导骑者”则形象地描摹出王播以及朝中众臣对“炙手可热势绝伦”的李实敢怒不敢言，忍辱含诟的心理。据载： 贞元十年(794) 后，陆贽罢相，权奸裴延龄，韦渠牟，李实等势倾朝府，“时议者率先拱然，保位者以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泊家，寝而成俗” (白居易《策林·使百职修皇振纲》，《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三)。如此朝政，那么，怒奏播为三原令，且“廷诟之”，如此，“陵轹公卿以下，随喜怒诬奏迁黜，朝廷畏忌之”，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结尾一层，生动传神，言近旨远。“至谴，市里欢呼”形象地表现了在暗无天日的统治下苦苦挣扎的百姓，听到李实被贬的喜讯后，奔走相告，欢声雷动的场面。史料记载：“永贞革新集团”上台辅政的一百四十六天里，做了十三件利国利民的善事，其二便是贬李实的官，足见他的民愤之大。“市里欢呼”把那万人空巷，熙熙攘攘的人流与响彻云霄的欢呼交织成的一幅波澜壮阔的图画，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皆”“袖瓦砾”、“遮道伺之”，生动、贴切地刻画了人民群众对李实深恶痛绝，皆欲食肉寝皮的激情和群起而攻之的情景，与“欢呼”异曲同工，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对暴君的深仇大恨;同时，对李实的残暴作了补充。“间道”惟妙惟肖地展示了李实大势已去，失魂落魄，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窘态，并与上文中“霸道”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此时望风而逃、如过街老鼠与彼时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强烈反差中，深刻揭示了他“虚弱”的一面，使人物性格臻至鲜明。

张伯行评韩文“叙事奇崛”，“刻画细琐处，使人神采踊跃，全是太史公笔法”(《重订唐宋八大家文钞》)。是说信然。从《李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韩文确实深得史迁神髓，所述人物跃跃欲振，呼之欲出。然其记人叙事，不象《史记》文章，以浓墨重彩渲染场面，描写事件经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展现人物性格特征，而是更注重描摹细致、典型的细节来刻画人物性格。特别是他的一些短篇，多以极简洁精练的笔触，通过对典型事件、细节的提炼，生动鲜明地展示出人物完整的性格及社会生活的概貌。这是他在散文创作技巧上的发展与创新。

本篇成功地运用了对照、衬托的艺术手法。如以李实“谄事”、“骤迁”衬托李齐运的权势倾朝;以“导骑者”衬托主人;以“春夏旱”、“乏食”与“聚敛征求”和“奏对”相对照; 以李实的飞扬跋扈与众臣态度相对照……几近俯拾即是。这些，从不同的侧面深化了主题，丰富了文章的内蕴，同时也使全章呈现出一种环环相扣，前呼后应，浑然一体的气势。

《李实》的语言极精粹，自然流畅，且含蕴丰富，细细品味，余韵无穷。全篇句式错综多变，二三字、四六字、八九字均以为句;奇偶参差，错落有致，造成节奏鲜明，声调铿锵的艺术效果;遣词造句凝练、形神兼备，成语时出，不仅恰如其分地表达文意，结构篇章，且具强烈的音韵美感，形成文章感情上的抑扬顿挫。特别是全篇语言极富感情色彩，熔铸了作者对所述人物、事件的审美判断;故文中虽无正面评价，也无类似《史记》“太史公曰”的“赞语”，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感情，却深刻表达出他鲜明的爱憎立场和褒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