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苏轼《平王论》原文|注释|赏析

苏轼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迁于洛。”苏子曰： 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

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 则不鬻田宅之效也。

盘庚之迁也，复殷之旧也。古公迁于岐，方是时，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岂所难哉? 卫文公东徙渡河，恃齐而存耳。齐迁临淄，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余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

春秋时，楚大饥，君蛮叛之，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灭庸，而楚始大。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煨烬。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欲迁会稽，将从之矣。独王导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丰俭移都。若弘卫文大帛之冠，何适而不可?不然，虽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望实皆丧矣。”乃不果迁，而晋复安。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之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

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鄀，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

本文选自《东坡志林》。《东坡志林》又名《志林》、《东坡手泽》，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性质是“随手所记”。《志林》为未竟之作，后人进行了辑定，但书名仍为作者自题。其中的“论古十三首”是作者很重要的史论，“论古十三首”本无标题，现有标题大约均为后人捉刀，所以不大讲究。本文在《苏轼文粹》中题作《平王》，郎晦之《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作《平王论》，茅鹿门《唐宋八大家文钞》同，今人选本多同后者。

平王即周平王(?——前720)，东周国王，名宜臼，一作宜咎，幽王太子，为申后所生。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因宠爱褒姒，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并演出了那一幕让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心惊肉跳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被申侯联合曾、犬戎等攻杀于骊山下。西周灭亡，宜臼被申、鲁、许等国拥立于申。《史记》载：“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迁都后史称东周，由晋郑两国夹辅立国。

本文题为论平王，但不是人物评传，只是论上面说的东迁雒邑一事，作者引用大量史料，证明东迁的失策，实在是有的放矢。是时北宋王朝在北方少数民族频繁入侵骚扰的局势下，有意南迁，以避其锋。东坡反对此举，遂有此文，是为借古喻今。

东坡为论，立意明确，用心专一，常能以一字概括之。本篇中作一线贯穿者是“迁”字。茅鹿门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说：“此文以‘迁’字为南以无畏而迁者五，以有畏而不果迁者二，以畏而迁者六，共十三国，以错证存三处，为一线矣。”笔法类似的例子还有《留侯论》中的“忍”字。

全文在结构上分为三段。

第一段，引《史记·周本纪》中有关平王东迁的一段话，借古喻今，提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的观点，东坡认为周自平王以降，“非有大无道者”，但为什么最后亡了国呢? 因为迁了都。

第二段是纯粹的议论，作者把田宅看作立家之本，家有不幸，可以乞讨为生，但不能卖田宅，卖田宅就是卖祖宗。国家亦如是，都城就如一家之田宅，国力再弱，亦或遇有昏君，只要不迁都，可以苟活。并举夏、商两朝为例。而东周虽无昏君，但迁都以后也是名存实亡。面对外族的侵扰，朝政的腐败，作者廷怒于“迁”，一改平日恬淡清静，行云流水，议论时不留痕迹的文风，把迁都比作卖田宅，喻迁都者为败家子，想着国将不国的局面，东坡先生简直有些按捺不住，差一点到了气急败坏、破口大骂的地步。

以下为第三段，它是第一段的继续，可以当作一个整体看，第二段只是插入其中的一片议论。作者旁征博引，评介从盘庚之迁开始，直至五代南唐国主李璟共十三国的迁都，字里行间透着作者的好恶。卫文公东徙渡黄河，靠齐恒公的帮助，在楚丘建城、造宫殿，国家富了起来。这显然对本文立意是个反证，东坡虽末视而不见，但一句‘恃齐而存耳’，轻蔑之情溢于言表——你再富也是儿皇帝。春秋时楚国因君蛮反叛，谋迁都于阪高，被贾阻挡，他说：“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结果因利用秦，巴灭庸，楚国又强大起来。贾这句话，实际是作者引来向当朝统治者进谏，不过显得有些无力罢了。东坡真正推祟的是王导。晋成帝时历阳太守苏峻作乱，晋军屡败，后宫陷落，郡臣欲迁都豫章或会稽，独王导反对，上从导意，“乃不果迁，而晋复安。”

东坡之议论，自然出自其拳拳忠臣赤子之心。国难当头，他是不能视若无睹的。眼见当朝天子昏庸，群小奸佞，他急火攻心，谈“迁”色变，“迁”与“不迁”成了是否爱国的唯一标准。所以，在史料的引用上，难免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如东汉未年，董卓将国都从洛阳迁到长安，显然不是汉亡的原因; 而楚昭王为避攻入郢都的吴兵，迁都于郡，本是上策，作者却援例作为反对“迁”都的论据，实在是过于牵强了。东坡将国家兴衰的原因，设在“迁”与“不迁”上，迁了国都，纵然未有昏君也将国破; 不迁，则无论如何可以苟活，虽有拳拳之忱，但其历史观的偏狭显而易见。

本文条分缕析，一气呵成，文气旺盛，笔意丰沛。体现了东坡强烈的爱国热忱，这种热忱是通过论史反映出来的，作者的地位和当时的处境都不允许他犯颜直谏，其良苦用心只能在谈古时曲笔道出，这就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作者正是很好地把握处了这一点，纵观全篇，均未涉及北宋南迁之事，但文章立意已在不言自明之中，作者的好恶及他那忧国忧民的一腔热血亦在字里行间潺潺流出。如：论平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评王茂弘“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讥卫文公“恃齐而存耳”，都是点到为止，无多赘言，却又恰到好处。

本文看标题似为纪传体，但内容还是属论辨文章，有着很强的论辨性，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引经据典虽不免偏颇之处，但仍能做到言之有据，且自圆其说。尤其是头、尾均安排“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失计者也”一句，前后照应，相得益彰，既反复表述主题，又避免了影射朝政之嫌。一篇论文，显示了作者博学多识，占有了大量史料，而在旁征博引的同时，他也借以巧妙地利用了论辨文所需的气势，高屋建瓴，独辟视角，一部中国史，为我所用，十三国兴衰，融于一篇。

苏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又是一位很有见地的政治家，他借平王迁都发出的警号不幸而言中。在他去世二十余年后，靖康二年(1127)，金兵迫攻东京城，宋钦宗签城下之盟，金兵掠其归。赵构在商丘重建赵宋王朝，其后又迫于金兵追赶，将都城南迁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终因一蹶不振而灭亡。今天看来，赵宋不迁都也是要亡的，但这并不能抹煞东坡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