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苏轼《超然台记》原文|注释|赏析
苏轼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丽伟者也。糟啜醨,皆可以醉; 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所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 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 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予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
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世先有铜雀台,而后有铜雀之传世;人则先有超然之意,而后方有超然台之扬名。正如清人林云铭之所言:“他处亭台作记,多言先有亭台而后乐,此独因乐而有台,谓乐在本心,以台为寄,才是无往不乐游物之外本旨。”(《古文析义》)
苏轼的《超然台记》是一篇弘扬他那超然物外思想的绝妙文字。
作者以一句富有哲理性的警句起篇:“凡物皆有可观。”一锤定音,六字之中。包容了极大的内涵,余韵不绝,颇能令人思索玩味。作文最喜开篇不凡,作者深通此道。随后,即由此句生发开去,“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丽伟者也”。最后点出主旨:“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原来如此。作者就是这样以简洁的文字引导读者一步步走进他的超然观。
追求“超然”,是苏轼的典型思想,他的许多名篇佳构中,都一再展现此论,此篇则更是和盘托出,系统阐述,使读者洞若观火,一目了然,如果说其他篇章是取法隐喻,而此篇几乎就是直言明示了。开篇立论,随后一泻千里,将超然的观点阐发得淋漓尽致,这是本篇的一大特点。这段中,作者还以“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的寓理式比喻,充分表达了他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超然态度。第一段寥寥四十八字,却为全篇定下了基调,几句饱含情感的哲理性语言,一下便攫住了读者,使人不得不随作者的思路而行进。
下面一段,作者把篇首提出的论点再次引伸,反复论证,说明“求福而辞祸”难免不转化为“求祸而辞福”的道理。若问何以致此,那是因为物之有尽,而人欲无穷。要做到不为物所累,就必须无视物之大小,“游于物之外”,切勿“游于物之内”,以免受物的蒙蔽,否则便逃不出“恶”与“忧”的折磨。这些劝戒之言,无疑是老庄无欲无想,虚无主义的典型翻版。在与此文有关的苏辙的《超然台赋》的叙中,有一段文字极为精采,堪称苏轼“超然思想”的注脚,在此不妨转引几句:“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耶?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苏轼当然表示同意。并著了此文。兄弟二人在仕途上有着相同的坎坷遭遇,如此一拍即合,当在情理之中。联系到苏轼此时 (熙宁十年) 一再被贬官的经历。更不难理解作者推崇老庄思想的个中三昧: 政治上屡不得志,性格上又桀骜不群,只好以旷达超脱的态度对待人生,以排遣自己的精神苦闷。对此,我们倒要借用作者文中的一句话——“可不大哀乎!”
在作者其他名篇中多有与此相似的文字。如四年之后所写的《前赤壁赋》中有这样一段名言:“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与本篇中的阐述何其相近! 所不同的是,《超然台记》之所言尚拘谨有度,远不如四年后的《前赤壁赋》那样更加豪放而旷达。
作者在前两段中,以占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引述论点,阐明哲理,大展雄辩之才,大发宏阔之论,决非偶然。作者是要充分利用超然台这块园地,培植他奉为圭臬的理论之树。两段中全无“超然”二字,却又无字不言超然,早已暗中攫题。这正是在为超然台培土奠基,以使超然台更加宏伟壮丽!
作文多讲究起伏顿挫,所谓“行文如流水,读文似观山”。既然前两段是高谈阔论,激扬文字,后面自然就要平叙低吟,娓娓道来。果然,作者笔调一转,叙述他自钱塘移守胶西后的经历。”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 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 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面临着“岁比不登 (庄稼连年欠收),盗贼满野,狱讼充斥; 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的恶劣环境,“人固疑予之不乐也”,这是合乎常理的。不料,作者一年间却居然发起胖来(“貌加丰”),白发也变黑了(“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你道怪也不怪? 体胖则来自心宽,发黑则说明无忧,是超然处世的丰硕成果。这里作者是否故作夸张,我们姑且不论,单就文字来看,就像一幅药方广告一般,不仅有疗效说明,还有作者现身说法的实例呢。传播超然处世之道,用心良苦也!转而一想,又不尽如此。作者描写自然环境之恶劣,不正象征了政治环境的险恶吗?在这般境遇下作者还能貌丰发黑,除了要展现自己的才干和抱负之外,其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几丝反抗的意味吗?至此我们不难推测:作者的超然却也真来之不易,里面分明隐含着凄苦和折磨,是灾难之中的涅槃!作者既然以老庄思想为本,我们不妨以庄子的言论来与其对照一番。庄子观鱼而言鱼之乐,弟子问曰:“汝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答曰:“汝非吾,安知吾不知鱼之乐?”作者此处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人固疑予之不乐”,但“汝非吾,安知吾之不乐?”其实呢,作者内心乐不乐,大概他自己是十分明白的。原来,这治病的良方不外乎是自我解嘲,甚至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了。如若不信,再往下看。
台既筑成,“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作者既然要凭吊怀古,就难免要露出马脚来。且看他四面环顾时所追怀的人物吧:既有隐居的卢敖,更有叱咤风云,显绩一时的姜太公、齐桓公、韩信等风流人物。以青年从宦,立志有一番作为和建树的苏轼当时的内心来看,其感慨之深切是可想而知的,哪里还有什么超脱的意味,这是多么矛盾啊!
虽则如此,作者却“顾左右而言他”,笔锋一转,竟然写出“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而且还摘蔬菜,捕池鱼,酿黄酒,蒸米饭,并说道:“乐哉,游乎!”这一情调和刚才的凭吊居然如此大相径庭!这正是作者的一种手法,在大起大落之中,写尽自己的抱负和情怀。内心的隐痛与外在的安逸形成了矛盾的统一,大有“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心态。作者多年的坎坷经历造成了他内心的不平衡,他始终在这种不平衡中挣扎着,迂回着,吟唱着,超脱着。尽说超脱者其实未必超脱,如果作者真个“乐哉,游乎!”超然物外,乐而忘形,又怎么会着意强调自己的“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呢?岂不是与“此地无银三百两”相类似吗?如果说上面的凭吊怀古是以高调写超脱,这里的游乐之笔则是以低调写超脱,那么,恰是这一“高”一“低”,泄露了作者的“天机”,显示出“超然”之外的“不超然”,“游乐”之外的“不乐”,岂止是“不乐”,透过字里行间,尽皆是深沉的哲理性思索和无可奈何的宦海辛酸!
最后,作者以台之所以命名超然的原由作结,并点出“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而与开头的“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相呼应,点题收笔。这与《放鹤亭记》的开篇即点题说明亭之命名的写法恰恰相反,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多变的娴熟手法。
总之,这篇《超然台记》以深刻的哲理和浓郁的诗情水乳交融,情中寓理,理中含情,统一和谐,互相映衬,充分表达了作者既超然而又并非真正超然的感慨万端的特殊心态,使读者在诗情画意的陶冶中不乏深沉的思索,行文匠心独运而又不失自然之真趣,文字中包孕了丰富的潜在内容,耐人寻味。另外,此中作者阐发了不少物与欲的道理,他固然不会通晓更深奥的物质与精神间内在的辩证关系,不过,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级,能有这种超脱物欲的观念,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苏轼的散文,往往蕴藏着矛盾复杂、迭宕起伏的情感,具有两面性和多重性的思维特点,往往是快乐和痛苦交织,希望和失望相随,既旷达乐观又忧郁悲愤,以和谐的形式表现不和谐的情绪。而且这种情与理的矛盾运动决定了文字情感色彩的曲拆多变,艺术形式也产生了一波三折、急缓交错的节奏美和旋律美。这是在欣赏苏轼的一些散文名篇时应予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