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韩愈《读《墨子》》原文|注释|赏析

韩愈

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 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 孔子贤贤，以四科进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 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 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 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

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韩愈高举着孔孟儒家的“道统”大旗，但他的思想又有复杂矛盾的一面，对于为儒家所不容的先秦“百家之学”并不一概排斥，相反，在一些时候却大加肯定和赞扬。这篇《读<墨子>》就是一例。

这是一篇读书札记。这篇札记写得很有特色，它从寻找孔子与墨子的相同之处的角度，驳斥了当时儒者讥讽墨子的观点，是一篇具有论辩色彩的驳论式的文章。

文章一开头便直接摆出了“儒讥墨”的几个要点：“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这些都是《墨子》书中的篇名，是墨子的主张。“上同”是说民众要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兼爱”是提倡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等级的、不分厚薄亲疏的相爱，“上贤”即尊崇贤能之人，“明鬼”即“证明”鬼神能够“赏贤而禁暴”。

在概括地摆出“儒讥墨”的四个观点后，作者分条逐一驳斥。驳斥的方法很特别，他绕开论敌的正面，迂回到背后，并不直接评说墨子的对错，而是从儒家之鼻祖孔子那里去找根据，用孔子的言论行动来证明其同样是主张“上同”、“兼爱”、“上贤”、“明鬼”的，从而摧毁“儒讥墨”的几个支柱论点，使儒无以立足、不攻自破，墨子观点的正确性便不言而喻了。

文章以孔子也敬畏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见《论语·季氏》)，住在某一国家里不说那个国家里大夫的坏处(见《荀子·子道》)，他编纂的《春秋》讥诮、批评专权的大臣(见《公羊》)来证明其“上同”;以孔子主张普遍爱一般人(见《论语·学而》)，认为能够做到广施恩惠、救大众患难的才可称为圣人(见《论语·雍也》)来证明其“兼爱”;以孔子爱好有贤德的人(见《论语·学而》)，根据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来评比奖励弟子(见《论语·先进》)，最恨白来一世、没有好名誉的人(见《论语·卫灵公》)来证明其“上贤”;以孔子祭祀先人就象先人还活在世上一样，认为不亲自祭祀而请人代祭就等于不祭(见《论语·八佾》)，认为亲自祭祀表示诚意就能受到鬼神的福佑(见《礼记·礼器》)来证明其“明鬼”。在分项论述之后，作者又从总体上、从本质上，更深一层地指出：“儒墨同是(肯定)尧、舜，同非(否定)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这里的三个“同”也是建立在韩愈言之凿凿的论据基础上的。其一，《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墨子》的《三辨》、《上贤》、《节用》、《节葬》诸篇也都称赞尧舜。其二，《论语》说：“纣之不善。”《孟子》称道“汤放桀，武王伐纣。”《墨子》的《所染》、《非攻》、《明鬼》诸篇也都非难桀、纣。其三，《礼记·大学》是儒家修身正心之说的代表，《墨子》也有《修身》篇。这些都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儒墨的相同。

至此，可以说韩愈已经把论敌驳得体无完肤了，可以鸣金收笔了。但是他不肯这样做，还要穷追猛打，锋芒直指纵深，捣其根源，使其崩溃。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儒讥墨”的原因，指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意思是：儒墨之末流对学问没有深切的研究，未能探寻到本源，仅仅得到一些末节和表面的东西，把先生的学说，象货物一样卖给别人，其实并不是儒墨之道的本来面目了。这一招居高临下，攻势甚猛。

文章的最后，作者得出结论，点破了儒墨二者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的关系：“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收束极为有力。

这篇短文的立意和写作技巧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从思想内容方面看。韩愈自诩为儒家，但是在墨学渐衰、受人讥讽之时，却出而表扬，把墨子与孔子同列，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特识，也是为我所用。诚然，韩愈曾一再推崇孟子的排杨墨之功，而在此文中却说“孔墨相用”，道学家讥此为思想“驳杂不纯”、“乖剌如是”。其实，这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怪事。古今中外，各种认识、主张、观点，以至各种学派之间的互相借鉴、移植、通融、扬弃，实属正常;也可以说，人类的思想正是循着这样的道路发展的。我们应该看到韩愈宣言的矛盾，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实际上，韩愈是颇借用了某些墨家理论，消化为自己的理论，并借以改造儒家的传统观点为自己的主张服务。例如： 他的《原人》，主张“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及远”，这种普遍的仁爱观，是墨子的“兼爱”，而不是儒家严于等级名分的仁爱; 他的《杂说》四，以千里马喻人才，讲的也不是儒家的世官世禄，而是重能重才的“尚贤”之人才观。所以，陈善在《扪虱新话》里说他“多人于墨氏”。这样看来，就一个人的思维内涵来说，原本不存在“纯粹”，也无所谓“驳杂”，韩愈崇尚儒家又兼收墨学，可以看作是他不为一家所局限，能取异己者之长的较进步的一面。

但是，应该明确指出，此文作为一篇议论文有较大的片面性。韩愈在此文中的重墨，只是看到墨学在表面上有某几点和孔学相同相似，便引类而想借此抬高墨学，这是有意无意地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用现代人的话说，有主观随意性或实用主义色彩，言重一些，甚至有诡辩之嫌。世界上不同类的事物 (包括意识形态领域) 常有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但绝不可只取其同弃其异而视为一类。韩愈的比较法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因为他不能辨别孔墨的真差别，特别是墨子学说是代表庶人的和孔子学说是代表士人的这一根本性的对立，而又把墨学中不值得肯定的部分、落后的部分也拿来当有价值的东西来比类 (如“明鬼”)，这就使文章在思想内容方而存在着很大的漏洞。

从写作技巧上看，这篇短文堪称大家手笔，确实很精彩。韩愈的说理在内容上尽管有片面之处，然而他却能振振有词、咄咄逼人，给人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感觉，这不能不说同他的技巧精熟有直接关系。全文只有一百六十六字，以极精练的语言摆出敌论，逐条批驳，进而分析原因，逼出结论，大有横扫千军、锐不可挡之势。文章层层剖析，直言议论，观点鲜明，条理清晰，有很强的逻辑力量。文章采用了以孔子之言行与墨子之观点相比较的方法，对于讥墨之儒来说，又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用充分、具体、确凿的论据使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量。特别是在论证的主体部分，一连使用五个“不……哉?”以排比的句式、诘难的语气，使文章气势激荡，踔厉风发，有锐利雄辩的力量。文章结尾处的两个“必用”和一个“不相用”，以正反论说的手法，使作者的观点表达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这些写作技巧在很大程度上遮掩了文章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缺陷，这也是韩愈作为文学家比作为思想家更为成功的一个表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