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韩愈《答陈商书》原文|注释|赏析

韩愈

愈白：

辱惠书，语高而旨深。三四读，尚不能通晓，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浅弊无过人之识，且谕以所守，幸甚! 愈敢不吐露情实? 然自识其不足补吾子所须也。

齐王好竽。有求仕于齐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门，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轩辕氏之律吕。”客骂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虽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谓工于瑟而不工于求齐也。

今举进士于此世，求利禄行道于此世，而为文必使一世之人不好，得无与操瑟立齐门者比与?文诚工，不利于求，求不得则怒且怨，不知君子必尔为不也。故区区之心，每有来访者，皆有意于不肖者也。略不辞让，遂尽言之。惟吾子谅察，愈白。

这是韩愈复陈商的一封信。陈商，字述圣，系南朝陈宣帝五世孙。元和九年(814)登进士，官终秘书监。写此信时，韩愈为国子博士，而陈商尚未及第。当时的统治者，一反魏晋以来维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通过明经、进士及其他制科考试来选用官吏，对中小地方阶级来说，这是一条仕途之路。与此同时，在举子中也形成了一种陋习，即“温卷”之风。“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愈数日又投，谓之‘温卷’”(赵彦卫《云麓漫钞》)。宋代的王辟之也说：“国初袭唐末世风，举子见先达先通笺刺，谓之请见;既与之见，他日再投启事，谓之谢见;又数日再投启事，谓之‘温卷’”(《渑水燕谈录》)。正是在这样一种仕风环境中，陈商也希望能够通过写文章受到名人青睐，借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步入仕途。于是，他就写信给韩愈，请求援引，韩愈随即复了这封信，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和自己的想法。

“昌黎书诸短篇”(张裕钊语《韩昌黎文集校注》)，《答陈商书》也不例外，全文仅二百余字。主要针对陈商的文章艰深晦涩、浮靡失实、不为世人所好的毛病，讲述了为文与仕进的关系。信中首先指出陈商的文章“语高而旨深”，如何高又如何深呢?信中并没有明白指出，但读者却可推测出来。尽管韩愈一贯主张学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运用语言必须“文从字顺”，然而他的诗文却时有“怪怪奇奇”之作，读之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可是，连他接到陈商的来信以后都“三、四读，尚不能通晓，茫然增愧赧”，可见，陈商为求文章胜于他人，使用了一种多么艰深的文字，甚至连艺术上过分追求奇诡险怪、秾丽凄清风格的“诗鬼”李贺也曾说陈商的文章“学习尧舜文，时人责衰偶”，由此可以想见陈商为文的怪诞之处。这样，他的文章“不为时人所好”也想必可知了，同时也不难使人感到六朝以来华靡浮艳的不良文风，在唐中后期仍然影响着一批文人。然而，韩愈的态度却是诚恳的，他对陈商并没有讥笑、挖苦，不但复了信，并对陈商“不以其浅弊无过人之识，且谕以所守”表示“幸甚”，却又“自识其不足补吾子所须也”，体现了文坛巨擘诚实、谦逊的大家风范。为了能更充分地说明这种文风的危害，他只得“吐露情实”，于是，他就“略不辞让，遂尽言之”，引出了一段“齐王好竽，有求仕于齐者，操瑟而往”终不得用的故事来劝诫陈商，并陈述了自己的一番道理。他认为： 若要在当今世上举进士进而求利禄、行道，文章就必须适合世人的口味，符合人们的欣赏习惯。如果为文艰深险怪，“世之人不好”，目的自然难以达到，个人的理想也未能实现，这就如同“操瑟立齐门者”的结局一样。接着劝陈商：“文诚工，不利于求，求不得则怒且怨，不知君子必尔为不也。”从全信表面上看，似乎韩愈是在安慰陈商，通篇尽是规诫之语，又似乎是在指出陈商的迂腐，实际上，他讽刺了当时的文风与仕风，又暗含着对统治阶级不重用真正人才的指斥。这种讽刺与指斥，并非停留在表面文字上，而是让读者透过这种“工于瑟而不工于求齐”的现象去探求现实生活中具有更深意义的实际问题。

这篇文章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善用比喻。作者用鼓瑟者比喻陈商; 用齐王比喻世人; 用能感动鬼神、合轩辕的律吕来比喻陈商文章的“语高而旨深”; 用竽和瑟来比喻世人的好尚与不好，都是非常贴切的。通过这些设譬取喻，把“王好竽而子鼓瑟，瑟虽工，如王不好何”这个反问，用“今举进士于此世，求利禄行道于此世，而为文必使一世之人不好，得无与操瑟立齐门者比与?”对举并称，连类引发，由此及彼，发人深省，前者得出了“是所谓工于瑟而不工于求齐也”的结论，后者的结果也就可以揣知了。含蓄蕴藉，言简意丰。

文章的另一个艺术特点是“自我作古”，即自编故事，以此来为自己的文章增强说服力。文章中的这个小故事正是韩愈的杰作。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有一个“滥竽充数”的寓言。韩愈正是从此生发开来，仅仅借用了“齐王好竽”作为自己故事的开头，其余都是自创。他把这个故事作为比喻而贯穿文章的一、三节中，但又与一般使用的比喻手段不同，它既没有什么情节，又不是寓言，不特指某一人某一事，而是融叙事于整个议论之中。通过故事中“鼓瑟者”生动逼真的形象，发出旁敲侧击的弦外之音。文章先设疑、再暗指、后结论，这种缜密的逻辑思维与清晰的叙事、抒情、议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更强烈地表现了真实，有力地抨击和嘲讽了当时的仕进制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种“自我作古”的创作方法使文章内涵深刻，又无弩张剑拔之气; 比喻自然，情节简括。

全文语言新颖，辞锋锐利，意义奇特，富有机趣，毫无局促滞涩之感，颇具战国策士之遗风，正如张裕钊所说：“如此等文，固是意奇，其辞尤是以副之也，……学韩者宜从此等人”(《韩昌黎文集校注》)，全文纯以散句单行的形式写成，夹叙夹议，笔随意转，挥洒自如。文章形式活泼，绝去羁绊，堪称独出机抒的短制。尺幅之中，体现了作者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的深厚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