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苏轼《答秦太虚书》原文|注释|赏析

苏轼

轼启。五月末，舍弟来，得手书劳问甚厚。日欲裁谢，因循至今。递中复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兹初寒，起居何如? 轼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丧一女子，而轼亦丧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乡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

又承见喻中间得疾不轻，且喜复健。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 当及今为之。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此书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须用冬至也。

寄示诗文，皆超然胜绝，娓娓为来逼人矣。如我辈亦不劳逼也。太虚未免求禄仕，方应举求之，应举不可必，窃为君谋，宜多著书。如所示，论兵及盗贼等数篇，但似此得数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实者，不须及时事也。但旋作此书，亦不可废应举。此书若成，聊复相示，当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

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莘老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程公辟须其子履中哀词。轼本自求作，今岂可食言。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持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襄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

欲与太虚言者无穷，但纸尽耳。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子骏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与相见否?此中有黄冈少府张舜臣者，其兄尧臣，皆云与太虚相熟。儿子每蒙批问，适会葬老乳母，今勾当作坟，未暇拜书。岁晚苦寒，惟万万自重。李端叔一书，托为达之。夜中微被酒，书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轼再拜!



这封书信作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秦观，字太虚，一字少游，扬州高邮人，苏门四学士之一，苏轼的至友。苏轼因“鸟台诗案”于元丰二年七月被捕入狱，十二月底获释，名义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实则带罪流放，交地方官吏监督。次年初苏轼到任所。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长江北岸。家中知苏轼出狱，元丰三年五月，其弟苏辙护送嫂嫂王氏及侄儿苏迈、苏过到黄州团聚。因秦观深念苏轼，托苏辙捎来一封信。不久，苏轼又由驿车收到秦观一封来信。秦观对苏轼的热诚关怀，显示了两人之间的深情厚谊，于是，苏轼回复了这封表面轻松实则感慨系之的书信。

这封书信共分六个段落，首先谈到初到黄州的心境，以下两段是向秦观介绍养身术，并对他的志业提些建议。第四段谈到友人的情况和个人对写作的谨慎态度。第五段是全文的中心部分，具体介绍来黄州的生活情况和当地风物人情，以便友人释念。最后一段作些补充并致祝问之意。

书信开头除对秦观数致慰问表示感谢外，着重向友人透露了初来黄州的心理感触和对人生的慨叹。苏轼刚刚身幽囹圄，惊魂未定，既而又带罪发配黄州，加之官俸断绝，生活困难，当时的心情显然是哀愁、痛苦和沉重的。但是，他并没有直说，更没有叫苦或抱怨，而是用一种烘云托月的方法把自己的心境感受传达出来。他一方面说明自己“寓居粗遣”，生活一般过得云，另方面却连珠炮似的报告了三项死讯：“但舍弟初到筠州，即丧一女子，而轼亦丧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乡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云。”这难道仅仅是发布“讣告”吗? 显然不是。苏轼非常理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司空图语) 的道理，报告了这一大串死讯，就会使友人充分体会出自己此时此地的心境。所以他接着说：“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这是他当时真切实在的生活感受。是对上述三位死者的哀悼，更是对自己命运的叹息和反思。以这种意在言外的手法所表达的内容，他和好友秦观都十分明白，而又不会被别人抓住把柄。

下面两段是对秦观来信的回复，包含身体与事业两方面。苏轼以诚恳的态度，表达了对秦观的关怀：“又承见喻中间得疾不轻”，但“且喜复健”。由此引起话题，自然地谈到自己的体会：“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然后用现身说法向秦观推荐一种养身之术：“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先讲自己的作法：“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苦中作乐地说：“自非废放，安得就此。”接着提出建议：“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 当及今为之。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及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此书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须用冬至也。”这样，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具体做法，热切盼望好友与自己一样开始健身养练。

在事业上，则首先给予热情鼓励：“寄示诗文，皆超然胜绝，娓娓为来逼人矣。”又据秦观的实际情况提出：“太虚未免求禄仕，方应举求之。”但同时强调：“应举不可必，窃为君谋，宜多著书。如所示，论兵及盗贼等数篇，但似此得数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实者。”他认为著书立说方是正道，但也不放弃仕禄之途，这是苏轼一贯的态度。但在这里特别交代一句，写作中“不须及时事也”。这虽然是他余惊未消，但也是真心实意关怀爱护朋友，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不及“时事”也许正是一种最好的养身术。

“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一段有过渡的作用。其中除向秦观介绍一些友人的情况外，特别解释了不想动笔的原因：“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其实这也只是造点舆论遮人耳目以减少麻烦。事实上他出狱才二十天，由汴京赴黄州，途经蔡州，正月十八日就曾写诗说：“下马作雪诗，满地鞭棰痕。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表明他仍然关心现实，爱发议论，体现了他那口快笔锐的爽朗性格并未真的改变。

苏轼性格爽朗，心胸豁达，所以在痛苦祸难面前仍然保持乐观平静的心情。“初到黄”以下一段就写了苦中求乐、苦恼中微笑的特点：“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过百五十。”处在这种困窘的经济形势下，笔者没有愁眉苦脸，怨天尤人，而是一边下定决心“痛自节俭”，一边以富有乐趣的办法引导全家一起严守节俭的原则：“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持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这样具体的描写，简直可以使我们想象出苏轼带领妻儿每月持钱和每早挑钱的笑闹情景。在这尽享天伦之乐的欢笑背后，苏轼心里却隐藏着巨大的悲哀和痛苦，信中又说：“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多么坦荡的胸怀，多么豪爽的性格!这也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对物质生活只有极微薄的要求。本来是艰难困苦的生活，经苏轼一写，则变成极富人情味、朴素风趣的家庭生活和乐图。苏轼所以能这样描写，因为他内心深处具有强烈的幽默感。他在《上王兵部书》中曾说自己：“平生之所治，以求闻于后世。”也就是要以著作传世作生活目标。既然志于写作，在生活中就不仅仅是经过者、而且是观察、体验和收集者，与生活保持了一种对应关系，所以作家比一般人更能经受生活的艰苦。作家要把自己体验的生活传达给别人，又须遵循美的原则，要能吸引读者的兴趣。因此，幽默的手法是极好的方法之一。特别是处理那些痛苦、烦恼和悲剧性的题材。苏轼在这里正显示了这方面的才能。

“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到店下。村酒亦自醇酽，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与这段文字相近似，他还有一首诗《初到黄州》可供参读：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襄。

诗和文中，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津津有味地赞扬了黄州的山水俊美、物产丰腴，称颂当地居民热情好客，表达了自己与百姓之间友好和睦的亲切关系。但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还隐含一种失落感。正是为了冲淡这层阴影，最后又特别说明：“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我的生活不是满过得去吗? 最后一段又补充说：“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这也只能是一种苦恼人的笑，但这也说明苏轼与秦观双方相与深切理解。

最后一段除补充一些琐事外，并向秦观致祝问之意。

纵观全文，这虽是致友人的一封书札，但却又是一篇情感色彩十分浓郁的抒情散文。作者以充沛的激情和真切的心理体验贯穿书信始终，使其中跳动着一个活泼泼的心灵。千百年后的读者读来，也还能感受到书信中那个活的生命。书信行文的语言恳切诚挚、凝练朴实，具有很强的拨动读者心弦的力量。书信内容虽不超出家庭琐事和个人生活感受，但叙述得从容自然、娓娓动听，如同至友围炉促膝漫谈，令人喜欢阅读。

书信的又一特点是多用淡中见浓、寄意言外的艺术表现手法。这篇书信，表面看来平淡无奇，所述多是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既无轰轰烈烈的事件，又无激昂慷慨的壮举，但在这平淡叙述的背后暗含着极浓烈的情思和感慨，而这一切并不在语言文字的表层。那些“寓居粗遣”、“胸中都无一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等等轻松坦荡说法背后，却蕴蓄着作者深沉的烦愁、思绪和感叹。他在一首诗中透露了真情。元丰七年作《送沈逵赴广南》诗中总结回顾这段生活时说：

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

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

而这种真实情感，迫于当时的环境，在这封书信中只好寄于言外，让观信人去体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