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韩愈《答刘正夫书》原文|注释|赏析

韩愈

愈白，进士刘君足下：辱笺，教以所不及，既荷辱赐，且愧其诚然，幸甚幸甚!凡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辈之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

有来问者，不敢不以诚答。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如是而已。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顾常以此为说耳。

愈于足下，忝同道而先进者，又常从游于贤尊给事，既辱厚赐，又安得不进其所有以为答也。足下以为如何?愈白。

我国古代的书信体散文艺术源远流长：上迄三代，下逮明、清;前承后继，蔚为大观。特别是在唐宋时期，作者辈出，名篇如林，不仅内容繁富，且技巧娴熟，风格多样，堪称鼎盛。内中一些有关文艺学习、创作、鉴赏的“文艺书简”立论奇特，构思新颖，发语精辟，文采斐然，尤为世人瞩目。韩愈的《答刘正夫书》便是其中之一。

在这封写给友人的信里，韩愈结合文坛实际和自己的创作经验，“杂征古今，以论时事”，辩证地论述了古典散文创作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明确提出了对前人文化遗产“师其意不师其辞”和“能自树立，不因循”的主张。这本是一篇以书信形式出现的文学理论文章，但是作者不囿于议论文以明理为要的拘挛，而借助抒情、叙述、比喻等高度技巧的运用，形成文章艺术上的美感，增强了文学表达效果，全信不足五百字，短小精悍，言近旨远，虽“正譬杂沓，各无数语”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公文钞》卷九)，但内容充实，“笔力天纵” (同上)，读来有文短气长，尺幅千里之感。

韩愈在信中提出的主张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后世的散文创作有积极影响，且信本身，也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精到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受到后人推重，成为中唐后历久不衰，脍炙人口的优秀艺术散文名篇。

信的开头，作者感情真挚，直敞心扉：“既荷辱赐，且愧其诚然，幸甚幸甚”。这虽是友人书信往来中常见的客套寒暄，但在这里，却寓意颇丰。韩愈一向以奖掖后进为己任，据史料记载，他常常是“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旧唐书》)，“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韩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新唐书》)。对那些“甚有文章，兼能附己，顺我之欲”，有志学习“古文”者，他更是“汲汲孜孜”，“引拔之矣”; 即使“或力不足”，也要“分食以食之”，“无不至矣” (均见李翱《答韩侍郎书》)。但他这种勇为后学之师的作法，却受到外界舆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猜忌和谤议。这一点，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作了生动的描述：“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俗流，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以为言名。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在这种情况下，刘正夫来信问师，且极其“诚然”，怎能不引发韩愈深深的感触呢? 这感触，有对“师道不传久矣”(《师说》) 的慨叹，有“不顾俗流”，“抗颜而为师”的决心，也有因后学者刘正夫有志于“古文”而生出的一种欣慰。一唱三叹，余韵悠然，内中倾注了韩愈极其深厚的感情。接着，信自然地引入后进与先进的关系：“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从字面上看，是说明奖掖后辈乃平常之事，也表明了韩愈把帮助后学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的决心; 实际上，韩愈因排斥佛老，提倡古文，收召后进作助手，深为统治阶层不满，为了免被加以“植党营私”的罪名而招致意外的灾祸，他不得不用这种话来辩白。用心何其良苦! 一“独”字，写得惊魂荡魄，看似信笔拈来，实则千锤百炼，精心设置。饱含强烈而深沉的感情，细腻地反映出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那种独擅师名，不为当时社会所容的孤独寂寞之感，自肺腑中自然真切地流露出来，读罢引人遐思，回味无穷。这里，作者没有正面表现现实社会中师道不尊的矛盾，也没有述说自己的境遇不佳;但信中蕴含着的思想、感情，以及“名之所存，谤之所归”的感慨，透视出他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思索和真实感受。这一段文字，直抒胸臆，情深意长。语法上的巧妙安排，造成结构紧凑，层层递进的效果;感情一气呵出，有高屋建瓴，一泻千里之势。特别是其中融进了作者的切身感受，使友人、作者、读者心息相通，引起思想、感情上的共鸣，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有来问者，不敢不以诚答”，情真意切，动人心弦：虽然自己不断招致“群聚而笑”(《师说》)，但是，为了奖掖后学，只要有肯于问道求师的，便在所不辞，毁而不怨。“不敢不”，把韩愈那种敢犯笑侮，勇为人师的顽强战斗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句，是韩愈的自明心迹。在文章结构上，则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引出本文的中心论题。

下面，就刘正夫来信所言，韩愈先谈了自己对古代文化传统遵循的原则。他认为，师法古人，不在其言辞行迹，而要注重它们的“意”，即写文章时体现出来的规律和精神。这是和他“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词必己出”(《樊绍述墓志铭》)的主张一致的。然后，进一步论述文章的宜难宜易。这里的“难”，指追求艺术上精工雕饰;“易”则是追求用字用意浅近易解，朴拙直率。韩愈认为，作文章不存在难与易的区别，“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而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而不当难”(李翱《答朱载言书》)，只是要做到“是”，即形式恰当地表达内容，做到恰到好处，“文从字顺各识职”(《樊绍述墓志铭》)，而“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在这段议论里，韩愈巧妙地避开了呆板枯涩的叙述，独出机杼，采用设问自答的方法，以简洁流畅的语句，条理清晰地表达了内容丰富，颇具哲理的论点。三问三答，环环衔接，曲尽其妙;也加强了议论中的感情色彩。

在此基础上，韩愈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自己“尚奇”的主张。这一段，广征博喻，平中见奇，写得波澜壮阔，气势磅礴。形象、生动的比喻接踵而来，令人目不暇接。作者先以人们对“百物”之中，“朝夕所见者”“皆不注视”，和对“异者”“共观而言之”的生活常识，分别比喻只知模仿、抄袭的文章和“能自树立，不因循”的文章，来说明为文只有“异”于“常”者，方能引人“共观”，用人们对自然界事物的感受论证自己的观点;接着，又以“汉朝人莫不能为文”和“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相对照，用历史事实为依据来论证;最后指出“若与世皆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从文学作品评价标准的角度加以论证。至此，文章巧譬曲说，层层转折，已呈波澜迭起之状，给读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但作者言犹未尽，文思逆转，任笔驰骋，先是由远而近，把视野由自然界而转入家庭，“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之”，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用更具体、更生动的比喻，做进一步的论证;然后由近而远，由“汉朝人”推而广之，“有文字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也”，用“有文字来”的历史事实为据。这样，不仅论证雄辩有力，不容置疑，而且使文章洋溢出一种浩大的气势，“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飙激浪，瀚流不滞” (皇甫提《谕业》)，增加了浓郁的情感色彩。

宋人洪迈曾评，“韩、苏两公为文，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容斋三笔》卷六)，黄震也称赞他“杂喻形意，亦曲尽其妙”(《黄氏日钞》卷五十九)，前人评说确乎不谬，韩文特点之一便是善用比喻。在这段议论中，他得心应手地拈取身边常事作比，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所用的几个比喻，前后呼应，不仅使文气贯通，而且使本来空泛的理论变得形象、具体，增加了说服力; 而论点则在形象生动的比喻中得到酣畅淋漓的阐发，使读者在享受文章美感的同时，加深了对它的理解。

最后一段，与开头照应，使文章浑然一体。“足下以为如何”一句，语重心长，极富感情。刘正夫是韩愈同朝为官时的好友刘伯刍之子，新举进士; 写此信时韩愈已是颇负盛名的国子博士。但他丝毫没有当时名人对一般学者的傲慢，也没有以长辈自居，更没有一点“师道尊严”的意味，而是同志式、朋友式的与刘正夫探讨问题，虚心征求他的意见。表现了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奖掖后学的精神。

中国古典散文不以塑造典型形象为目的，特别是在书信往来中，这个特点更为突出。但当我们仔细阅读《答刘正夫书》时，便会从字里行间浸透着的真情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一个谦逊和蔼、诲人不倦的学林长者形象，栩栩如生地浮现在面前，如闻如见，亲切感人。这封信的语言简洁明快，如行云流水，对偶、排比、三字句、四字句参差其间，使句式错落交织，语调铿锵，读来琅琅上口。遣词造句平易简约，生动形象，不引经据典，雅俗共赏，既加强了议论的说服力，又丰富了文章的感情色彩，其“夫、邪、之”等虚词多处运用，贯穿全文，联结呼应，成功地再现了情感起伏抑扬的全过程，同时也增强了文章音韵的和谐美。特别是恰到好处地创造、改造和使用一些成语，如“何所不往”，“名之所存、谤之所归”、“如是而已”、“与世沉浮”等，不仅把文意表达得准确、生动、简练，而且增加了文章的气势。这些成语流传至今，成为人们口头或书而中的常用语。

韩愈“能自树立，不因循”的主张，与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理论中以新奇为美的观点一脉相承，这个主张，对开创散文创作新局面、对以后的文章写作，都产生过积极而重要的影响。虽然因为韩愈创作思想上的矛盾和创作实践中的偏颇，这一主张在后代没能得以发挥;但它在中国古典散文发展过程中的功绩却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