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靖华
元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谒王文父于江南。坐上，得陈季常书报：是月四日，种谔领兵深入，破杀西夏六万余人，获马五千匹。众喜忭唱乐，各饮一巨觥。
闻说官军取乞訚， 将军旗鼓捷如神。
故知无定河边柳， 得共中原雪絮春。
宋朝自赵匡胤建国之始，即采取“守内虚外”的方针，从而招致了边鄙空虚，强敌屡屡侵犯。除北方的辽国而外，西方党项族的西夏国也是北宋边陲的严重威胁。从宋太祖时起，党项贵族领袖便陆续攻占了夏州(今陕西横山)、灵州(今宁夏灵武)及西凉府(今甘肃武威)等地，不断扩充其军事实力。1006年宋真宗被迫以“赐”岁币的方法屈辱求和，促成赵元昊于1038年在兴州(今宁夏银川)建都称夏，形成赵宋西境战火连年的局面。仁宗时，更由于延州(今陕西延安)、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定川(今宁夏固原西北)的三战溃败，导致国势的愈加衰弱。
苏轼早在其青年时代所写的《制策》中就明确指出：“二虏之大忧未去，而天下之始终不可为。”而后他随时表现出“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的昂扬斗志，历述着自己“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的报国热忱，并希望有朝一日“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的捐躯意愿。后来，他虽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但仍是“虽废弃，未为忘国虑也。”(《与滕达道书》)。然而，形同政治囚犯的处境，使他报国无门，他只得常把自己内心的“何当请长缨，一战河湟复”(《和王晋卿》)的忧愤之情，抒发于笔端。这首诗便是作者在遭贬黄州的逆境中，闻说抗击西夏获取胜利时所进发出的一种爱国喜悦之情，从而突现出苏轼决不屑于个人恩怨而始终与祖国同命运共呼吸的凛然大节。
元丰四年(1081)，李宪、种谔等指挥五路大军进讨西夏的战争，由于将帅急功近利，骄纵轻敌、互不协调，以惨败而告终。就这次整个战役来说，苏轼是曾存有不同意见的，因他早就觉察到朝廷滋长着某种轻敌盲动的骄气，曾撰文《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劝阻朝廷莫“喜于一胜”，又撰《代滕甫论西夏书》，明确反对将帅“急于功名，履危犯难”。但是，一旦当战争打响，并取得某些胜利时，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这首诗就是当他听到友人陈季常书报种谔九月进攻米脂、破西夏八万(序言“六万”)军马于无定川，十月复进银州之捷报传至黄州时所写的一首祝捷诗。这首诗开头以“闻说官军取乞訚(即乞银，今宁夏银州)，将军旗鼓捷如神”的直抒描写，表现出作者轻快而兴奋的心绪，而后“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则表现出作者欢呼边地草木得以同中原共沐早临春光的情感。诗歌在极为精炼质朴的文字中洋溢着对胜利统一的无比喜悦。这首诗的末二句暗用了陈陶《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的诗句，但却反其意而用之，作者把悲伤反战的心绪，转化为激昂振奋的情感，读之令人心胸开阔、意气飞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