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易安
玉帐牙旗得上游， 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 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 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 早晚星关雪涕收?
李商隐
唐中叶以后，宦官擅权和藩镇割据成为唐王朝日益衰败的重要标志。于是，中央集权的稳固与否，牵动着每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心。《重有感》便是这样一首忧患时政的作品。
《重有感》是指作者的《有感二首》而言，所谓“有感”，则是当时许多诗人对“甘露之变”感到愤慨的代名词。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在宦官与朝臣的长期斗争中，爆发了兵刃相接的“甘露之变”。宦官集团占有明显的优势，内侍仇士良以谋反罪大屠朝臣，并将未参与事件的宰相王涯等连同李训数人一同治罪，十余家皆被灭族，累及千人，朝野震惊。从此之后，宦官气焰更盛，迫胁文宗，陵暴朝士，百官敢怒不敢言，唯在诗歌作品中痛哭：“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李商隐《有感二首》)开成元年(836)三月，昭义军(治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从谏三次上疏，要求朝廷澄清事实，为王涯洗冤，并表示，“谨修封疆，缮甲兵”，“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从谏上疏，极大地鼓舞了京师朝臣，人人竟相传诵，从中获得力量与信心，李商隐闻知后，欣然命笔，作《重有感》。
作品首起，便点出了刘从谏驻军的优势与实力，字里行间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兴奋：瞧，节度使的玉帐牙旗正占着形胜的地势，与主君共安危，义不容辞!接着，诗人开始分析时局，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看法：既然节度使已上表阐明立场，就应尽快出兵“清君侧”。窦融为东汉凉州牧，曾上表光武帝，请兵讨伐叛臣。这里喻指刘从谏。陶侃则为东晋荆州刺史，咸和三年(328)，苏峻叛乱，迁成帝于石头城(在今南京市)，陶侃会师石头，击斩苏峻。显然，诗人希望刘从谏能成为第二个陶侃。想到这里，他的情绪更加高昂，皇帝被扶持的状况不会长久了——岂有蛟龙愁失水!不过，他很快地又回到了严峻的现实中，“甘露之变”的阴影再次袭上心来：谁能钳制住宦官的蛮横呢?也许刘从谏的力量太单薄了，要不然他为什么迟迟不出兵呢——更无鹰隼与高秋!深深的忧虑，使诗人陷入了沉重的伤感之中，这是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担忧：宦官屠杀，人鬼同愤，什么时候宫阙中才会拭去这不尽的眼泪?
李商隐的七律，有“善学少陵”，“终唐之世惟一人而已”的美誉，这不仅因为他关心政治时事，“长于讽谕，中有顿挫沈著，可接武少陵老”(《唐诗别裁》)，更因为他构思缜密，使事稳惬，学杜于神骨之间而不在形貌。《重有感》的构思和艺术处理受到杜甫《诸将五首》的影响，但布局上则脱出了杜甫的窠臼，不露精巧的痕迹，完全顺应思绪的起伏，曲折回旋，一路留下感觉与记忆变化的轨迹，酣畅淋漓。而诗中那以爱国热情为基础的忧患意识，便在这时而兴奋，时而忧伤的情绪变化中，让人一览无余。李商隐驾驭典故的功力在作品中充分展现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当颔联中两处凝重的使事之后，有调节之功能的颈联，看似平淡简洁，却依然平贴地引用了典故：上联用贾谊《惜誓》中神龙失水为蝼蚁所载的故事，下联的鹰隼搏击，则出自于《左传》和《汉书》。句中还巧妙地嵌入虚字，使中间两联句式参差，既增大诗歌含意的容量，又不影响其艺术张力，读来令人觉得音韵流走，回肠荡气。最不容易的是，作者能随意地将俗语、口语化的词汇与书面语气息很浓的历史典故糅合在一起，而显得天衣无缝，如“早晚”一句，“早晚”为唐人常用的语词——“何时”，而“星关”则以天关代指宫廷，语出《史记·天官书》，使作品结尾处情词激越，一气喷薄而出，急切而仍不失典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