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兆鹏

故园丧乱余，归来复何有?

邻人虽喜在，忧悴成老叟。

为言寇来时，白刃穿田亩。

惊忙不知路，夜踏人尸走。

屋庐成飞烟，囊橐无暇取。

匹夫快恩仇，王法谁为守?

艰难历冬夏，迁徙遍林薮。

深虞罗寇知，儿啼扼其口。

树皮为衣裳，树根作粮糗。

还家生理尽，黑瘦面如狗。

语翁翁勿悲，祸福较长久。

东家红巾郎，长大好身手。

荒荒死战场，头白骨先朽。

刘子翚

刘子翚曾在《望京谣》中对沦陷后的汴京开封作过全景式的描述：“白刃如霜挂人肉”，“夹道狐狸昼相逐”，一幅幅特写镜头，触目惊心。由于战乱时代，苦难的社会现实复杂多变，刘子翚感到单篇诗作难以全面表现，于是经常采用组诗的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深重灾难的社会现实图景。他的组诗《谕俗十二首》，就从各个角度表现出宋高宗建炎间(1127～1130)农民的苦难生活，展现出战乱时代农村的风俗画卷。本诗是《谕俗十二首》的第一篇，约作于高宗绍兴二年(1132)刘子翚辞去兴化军通判、隐居福建武夷山的前后。

此诗主要写百姓逃难避乱中的生活情景，运用的是杜甫“三吏三别”和《羌村三首》之三的对话体。结构上分三层。开篇四句为第一层，写兵乱过后，外出逃难的乡邻都回归“故园”，故里已残破不堪，一无所有。“邻人”虽然大难不死，保全住了性命，但人已“忧悴”，几年之间，一个个都成了骨瘦如柴的老头。“邻人”二句，虽淡淡写来，却从人的身体变化表现出战争的残酷、灾难的深重。

“为言”以下十六句，为第二层，是“邻人”对诗人的诉说。用邻人的亲身经历来表现这场民族的苦难，更显得真切感人。这里邻人所说的“寇”，不是指金兵，而是趁火打掠的本地盗贼和外地的流寇。此诗的背景写的是福建，南宋建炎间，金兵的战火尚未燃烧到闽中，但福建人民同样遭受战争的沉重灾难。因为除了金兵之外，流窜的宋朝官兵和乘机作乱的盗贼也同样到处烧杀掠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一载建炎间，“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破残，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既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尽。”无论是溃散的队伍，还是追击金人的官兵，所到一地，都是劫掠搜抢。南宋初的人民百姓，既遭受金兵侵略者的蹂躏，又饱受本朝官兵、盗贼的抢劫杀戮。两重灾难，降临人间，其悲剧该是何等惨烈!刘子翚此诗就展现出这幕悲剧的几个场面：

流寇来时，在田间乡里到处乱窜，白晃晃的长矛刀枪见人就杀。村里的百姓一闻寇至，急忙逃命，黑夜里奔逃，常常踩踏着地下的尸体。“夜踏人尸走”，可见流寇杀人之多，乃至尸横遍野。寇盗既杀人，又放火，所到之处，村落房屋都化为灰烬。可怜的难民，连家中一点包裹细软也来不及取出，不是被抢走，就是被烧光。

逃难中的百姓，时刻处在惊骇恐惧之中，深怕被流寇发现，一旦不懂事的小孩啼哭，就立即封堵住他的小嘴巴。“儿啼扼其口”的细节描绘，生动地表现出避乱百姓的恐惧心理和寇盗的凶残本性。那些平时作恶多端的寇盗“匹夫”，为了发泄对社会、对人民的仇恨，战争环境中更加置“王法”于不顾，肆意杀戮无辜的百姓。而毫无反抗力量的村民，只能在苦难、动乱过后，发出一两声“匹夫快恩仇，王法谁为守”的愤怒指斥。昏庸腐败、懦弱无能的王朝，自顾不暇，连皇帝老儿也被侵略者追赶得四处逃命，他哪有心思顾及平民百姓的灾难，哪有心思去整顿“王法”惩治寇盗!人民也就只好任凶顽宰割了。

战乱非止一日。村民逃难在外，经冬历夏，在深林中、野地里四处躲避。由于来不及带出家产，他们只得以树皮为衣裳，用树根作粮食。即使侥幸生存下来，战乱过后，也是“黑瘦面如狗”、“憔悴成老叟”了。

“语翁”以下六句，为第三层，是诗人劝慰邻人的话：人生的祸福，都不能长久。“东家”的少年郎，虽然长成一副“好身手”，却战死在荒茫的战场上。我们今天能够生存下来，也算是一种福份了。这既是对“邻人”的慰解，也反映出另一种现实、百姓的另一种命运：即使不被流寇盗贼所杀，也会在战场上战死。身处苦难沉重的时代，诗人也实在没有更好的言辞来劝慰了，只有用死者来安慰一下生存的邻人。然而这含泪的慰解又包含着几多痛楚，死者长已矣，而生存者还要生存、生活，可生存的条件已是一无所有，生存者还得继续忍受苦难生活的折磨。——《谕俗》组诗的其他篇章对此有多方面的表现。

此诗继承了杜甫和白居易新乐府诗的现实精神，以冷峻的纪实代替热烈情绪的抒发，诗人将自我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侵略者和寇盗暴行的愤怒全部寄寓在对现实的描绘中。诗题《谕俗》，诗人旨在表现整个社会的风俗画，此诗则以小见大，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层面表现靖康之难这场民族的大悲剧。金人的入侵，给民族带来空前的浩劫，连远离战场中心的福建，百姓尚遭如此的劫难，那么中原大地、长江沿岸金兵所到之处，人民的苦难就更可想而知了。

此诗纪事层次分明，事件细节、人物外貌的描绘，强化了百姓苦难的具体性，也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