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忼烈《薛侯马并序》爱国诗词鉴赏

作者: 罗忼烈

薛侯,河东土豪也,以战功累官左侍禁。西方罢兵,薛归吏部授官,带所乘骆马寓武城坊。经年不得调,马怒败主人屋,时时蹄碎市贩盎器,薛悉卖装以偿。伤己困厄,因对马以泣。邻居李文士因之为薛作传;同舍生赋诗者十一人,仆与其一

薛侯俊健如生猱, 不识中原生土豪,

蛇矛丈八常在手, 骆马蕃鞍云锦袍。

往属嫖姚探虎穴, 狐鸣肖肖风立发,

短鞯淋血斩胡归, 夜断坚冰濡马渴。

中都久住武城坊, 屋头养骆如养羊,

枯萁不饱篱壁尽, 狭巷怒蹄盆盎伤。

只今栖栖守环堵, 五月湿风柔巨黍,

千金夜出酬市儿, 客帐昼眠听戏鼓。

边人视死亦寻常, 笑里辞家登战场,

铨劳定次屈壮士, 两眼荧荧收泪光。

齿坚食肉何曾老, 骗马身轻飞一鸟,

焉知不将万人行, 横槊秋风贺兰道。

周邦彦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生于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死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春天。《宋史》有传,但记载简略,其中也有一些错误。

约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周邦彦到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为太学生,元丰六年(1083)献《汴都赋》,赞美新法,被神宗赏识,任命为太学正(教官),从此踏上仕途。北宋后期是新旧党政治斗争最剧烈的时代,周邦彦的政治立场偏向新党,因此他近四十年的宦海生涯是和政党斗争分不开的。总括来说,作为地方官吏,他先后做过庐州教授、溧水县令,以及隆德府、明州、顺昌府等地的知州。京官他先后当过太学正、校书郎、考功员外郎等小官,后来循资历升迁,官至卫尉卿、秘书监等高位,并曾以徽猷阁待制的名衔提举大晟府。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他已经六十五岁,在知处州任上适值方腊起义,他随即“致仕”,提举南京(今河南商丘县)鸿庆宫,次年春,卒于鸿庆宫的斋厅。

周邦彦的著作,有《清真先生文集》、《清真居士集》、《周美成文集》、《清真杂著》和《操缦集》,可惜都已失传,只有宋人辑录的词集传世。但散见于群书引录的,据我所知,至少有佚诗四十五首和佚文十二篇。北宋人的词多为“应歌”而作,不能据以“知人论世”,周邦彦残存的诗文虽然不多,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有浓厚的道家思想,他自号清真无疑是由此而来的。

他比苏轼(1036——1101)只小二十岁,是同时人,而且同是词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家。但他们的政治立场却相反,所以当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得势时,苏轼回朝做大官,而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因苏轼的荐引,也到汴京当了小京官;周邦彦却是十分倒霉,被挤到庐州做州学教授,后来又流荡到荆州去。到了绍圣年间,旧党倒台、新党当权,苏轼被贬到广东和海南岛去;周邦彦却被召回京,官越做越大。这种情况研究宋词的人都忽略了,这里不妨一提。其次是关于周邦彦的生平行谊,介绍得最全面和确实的是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很值得我们参考。

周邦彦虽然以词名家,其实他的诗也写得很好。宋元间人陈郁《藏一话腴》说他的“诗歌,自经史中流出,当时以诗名家如晁(补之)、张(耒),皆自叹以为不及。”并引录了两首诗,就是这里所选的两篇。

正在周邦彦当太学生的元丰五年(1082),宋朝和西夏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争,夏兵攻陷永乐城(在陕西米脂县西南),宋兵大溃,死伤数以万计,自主帅徐禧以至将校几乎全部阵亡,马匹辎重损失无算,宋神宗听到战败消息,为之哭泣不食。这是宋和西夏战争史上最惨痛的一页。这事件,《宋史·神宗纪》、《外国传》、《曲珍传》(即曲真)、《徐禧传》都有记载。周邦彦在诗序中亦有提及,诗中所说也和史书所记完全吻合,作者用叙事诗的方式表达了丧师辱国的愤慨。

开头“书生镌羌勒兵入”的书生指徐禧,是个喜谈兵而绝无经验的读书人。宋神宗元丰五年受命率兵筑永乐城,十四天便完成了。因为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宋史·徐禧传》说:“夏兵二十万屯泾原北,闻城永乐,即来争边。人驰告者数十,禧等皆不之信,曰:‘彼若大来,是吾立功取富贵之秋也。’禧亟赴之,大将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无水,不可守。’禧以为沮众,欲斩之,既而械送延(安)狱。比至,夏兵倾国而至,永亨兄永能请及其未阵击之。禧曰:‘尔何知!王师不鼓不成列。’禧执刀自率士卒拒战。夏人益众,分阵迭攻抵城下。曲珍(真)兵阵于水际,官军不利,将士皆有惧色。……俄,夏骑卒度水犯阵,……师大溃,死及弃甲南奔者几半。……遂受围,水砦为夏人所据,据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太半。夏人蚁附登城,尚扶创拒斗。珍度不可敌,又白禧,请突围而南;永能亦劝李稷尽捐金帛,募死士力战以出,皆不听。戊戌夜大雨,城陷,四将走免;禧、舜举、稷死之,永能没于阵。”这个书生虽然以身殉国,但刚愎自用,遗误戎机,以至丧师辱国,罪过毕竟是不可饶恕的!而宋神宗无知人之明,也就不言而喻了。

《宋史·曲珍传》也提到这件事说:“徐禧城永乐,珍以兵从。版筑方兴,羌数十骑济无定河觇役,珍将追杀之,禧不许。谍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请禧还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复来,珍曰:‘敌兵甚众,公宜退处内栅,檄诸将促战。’禧笑曰:‘曲侯老将,何怯邪!’夏兵且济,珍欲乘其未集击之,又不许。及攻城急,又劝禧曰:‘城中井深泉啬,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气未衰,溃围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据要地,奈何弃之?且为将而奔,众心摇矣!’珍曰:“非敢自爱,但敕使谋臣同没于此,惧辱国耳!’数日城陷,珍缒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贬皇城使,帝察其无罪,谕使自安养,以图后效。元祐初,为环庆副总管,夏人寇泾原,号四十万,珍虚驰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斩千八百人,解其围。”王湛《宋史》无传,这首诗比较集中写曲珍,惋惜他因战败被累,也反映了永乐之战的惨酷情景。曲珍后来大破西夏,是这首诗以后的事。

诗序中说的蔡天启,名肇,元丰进士。初从王安石学,颇受器重,后与苏轼交游。周邦彦又有《天启惠酥》诗四首。

《薛侯马》一首,据《宋史·神宗纪》及《夏国传》,元丰六年(1083)即永乐之役后一年,因西夏国主秉常请和,愿为藩国,诏陕西、河东毋辄出兵;对于新收复的城寨,巡逻不得超过边界三里。诗序所谓“西方罢兵”,即指此事。诗中惋惜薛侯英雄无用武之地,并希望他有机会领兵出征,收复长期被西夏占据的贺兰山一带土地。贺兰山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据清戴震《水地记》说,自宋仁宗景祐(1034——1038)以后,一直被西夏侵占。

这两首诗都是周邦彦在太学时的作品,其时他只有二十多岁,可谓“少作”,但气象雄浑、风格老成,和他的词风截然不同。《天赐白》为永乐战败而愤慨,《薛侯马》为苟且偷安、不思进取而惋惜,措辞慷慨激昂,体现了作者的爱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