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亚新
关东有义士， 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 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 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 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 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 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 念之断人肠。
东汉末年黄巾军被镇压后，曾一度缓和的外戚与宦官的矛盾又趋向剧烈。中平六年(189)，“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入京，欲以胁迫太后，卓未至而进被杀。董卓入京，废少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初平元年(190)，关东各州郡以袁绍为盟主，联合起兵讨伐董卓。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自己率兵留守洛阳。但讨卓联军各怀异心，观望不前，继而互相攻杀，从此开始长期军阀混战，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社会经济极大破坏，使中国从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堕入又一个四分五裂的历史时期。《蒿里行》即是对这一历史事变的反映。
前十句揭露关东所谓“义士”的不协调。“关东”，指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西南)以东，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区。“盟津”，即孟津，古黄河渡口名，在今河南孟县南。相传武王伐纣时，途中曾和联盟伐纣的八百诸侯会合于此。“咸阳”，代指献帝所在的长安。关东“义士”本来是想象武王伐纣那样，结成联盟，直捣洛阳，攻取长安，迎回献帝，复兴汉室的，但因各怀鬼胎，表面上虽然联合起来了，却谁也不肯率先出击，最后竟互相混战起来，有的还做起了称王称帝的美梦。“淮南弟”，指袁绍的堂弟袁术。建安二年(197)在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刻玺”，指袁绍，初平二年(191)，袁绍在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并私刻了皇帝的印章。通过对这些谋私利、搞割据的罪恶行为的揭露批判，表现了诗人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立场。曹操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本质上虽也是一个割据者，但他能够顺应潮流，打击豪强，抑制兼并，从而有效地遏制了割据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扫平群雄，统一了北部中国，为西晋的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曹操后来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多少反映了历史的实际的。
后六句描写战乱造成的深重灾难，描绘了一幅异常凄惨、悲凉的图画。征之史实，曹操在这里也“并没有说谎”。史载董卓从洛阳挟献帝西迁时，“悉驱其余民数百万，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资治通鉴》卷五十九)董卓进而洗劫关中，至其死，“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后汉书·董卓传》)。关东诸将则“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曹操以短短六句诗对这一社会现实作了大幅度的生动而典型的概括，指出人民是战乱社会的真正受害者，流露了对于人民的深刻同情，表现出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蒿里行》原是丧歌，曹操却用旧题来写时事，除悲凄情调与古辞一脉相承外，内容形式都已别开生面，开创了以古乐曲写时事的先例。诗以真人真事、亲见亲闻为基础，言之凿凿，几无一句无来历，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不愧为“汉末实录”。诗中通过叙事表达了鲜明的爱憎和强烈的悲愤之情。诗以“踌躇而雁行”写关东“义士”的相互观望、迟疑不进，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写人民大量死亡、田园大片荒芜的惨景，颇为生动真切，被后世艳称的“建安风骨”，这首诗可作为范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