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培元
西风羁客怆华年， 披发山中欲学仙。
塞北黄沙沉鼓角， 天南蛋雨撼烽烟。
中原大猎悲秦鹿， 桥畔先机悟宋鹃。
独上燕台吊秋色， 胡笳吹泪月华圆。
嘉应健生
近代诗界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在他的宣传诗歌革新主张的《饮冰室诗话》中，先后三次记述了嘉应健生(廖叔度)的诗作，赞赏之情溢于言表。这位“尽瘁国事不得志”的著名政治家，在避难日本期间，对这位同乡寄来的诗笺，怎会倾注如此多的热情呢?且让我们先欣赏嘉应健生这首七律吧。
这首诗作于二十世纪初，其时中国被帝国主义豆剖瓜分，山河破碎。诗歌直写时局，表现战祸四起、危机日重的政治形势，抒发诗人当时痛苦悲愤的心情。
诗一开头，先勾画悲凉的氛围。远在他乡的游子，面对萧瑟凄冷的秋风，想起青春白白流逝，未能为国建功立业，禁不住一声悲叹。第二句又进而描写诗人痛苦的心境。想学那些仙人超脱人世，摆脱忧愁，得到永久的宁静，这能做到吗?对一个关注国事、关注民生的人来说，痛苦显然是无法摆脱的。“欲学仙”不过是激愤语，“披发山中”才是诗人痛楚万分的情状写照。如此苦痛因何而来?首二句设下悬念，诗的中间二联道出了原委。甲午战后，英、法、德、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加剧了瓜分中国的紧锣密鼓。1895年，法侵占云南边境，索取广东、广西、云南的采矿权；1898年又强租广州湾为军港；英同时强租威海卫为军港，还强租九龙半岛；1897年，德出兵强占胶州湾，夺取山东境内修筑铁路和开矿等特权；同时沙俄在北方强租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支线的修筑权；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铁蹄踏进北京、天津，次年逼迫清政府签订卖国的《辛丑条约》，如此等等，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从北到南，到处弥漫帝国主义血腥的掠夺战争。诗的三、四句，形象描绘出这一时期外国侵略者燃起的战争“烽烟”。战火一天天蔓延，大好河山一片片丢失，而晚清统治者腐败无能，苟且偷生，面对危机深重的中国，诗人痛苦预感到将有亡国的危险。五、六句，诗人连用两个典故，表达自己对时局的剖析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中原”句，典出《汉书·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以及《晋书·石勒载记下》：“朕若逢高皇(刘邦)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刘秀)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这里的“鹿”，喻为国家政权。这句诗的意思是说，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中国的政权很可能被帝国主义“猎取”而去。诗人由现实政治联想到“鹿死谁手”、“秦失其鹿”的往事，不禁悲从中来。句中的“悲”字，是全诗的“诗眼”。“桥畔”句，典出宋代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书中记载其父邵雍“颇关心时事”“好预言”，一次“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他感悟到，杜鹃乃南方禽鸟，它在北方出现，定是国家“将乱”的征兆，“天下自此多事矣!”后来竟然“其言乃验”。诗中借用这个典故，意思是说，当今中国变乱的征兆已十分明显，真是祸端四伏，危在旦夕。诗人想大声疾呼：抗敌救亡，机不可失!而那拉氏一伙根本无视人民的呼声，对外屈膝投降，对内镇压革命力量。戊戌变法惨遭失败，义和团受到血腥镇压，一切有志于报效国家的仁人志士，都无法施展胸中的理想抱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越是清醒的爱国者，越是痛苦难耐。诗人嘉应健生正是这样一位爱国者，诗的结尾二句，进一步抒写这种痛苦难耐的感受。静静的秋夜，只身一人登上高高的燕台，想起当年燕昭王置千金于此台上延请天下士为国效力，而今日仁人志士却是有的被杀，有的外逃，有的贬官，怎不使人凄凉无比!这种心情又无处诉说，只能面对天上月亮，用胡笳倾诉心中的悲曲，一声声，皆是伤心泪!
正是从这胡笳声声里，梁启超找到了知音。梁启超革新诗歌的要旨是：“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嘉应健生这首力作，直接参预政治，反映时局，表现崇高的抱负和爱国情怀，写出了“新理想”“新意境”“新界”，可谓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