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培元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消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梁启超

这是时代弄潮儿梁启超青年时期的代表作，大约作于甲午战争期间。1894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清军节节败退，战火四处蔓延，国家危在旦夕。而以慈禧为首的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却依然寻欢作乐，全不顾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时，赴北京参加会试的梁启超，怀着一腔赤子之情，大声疾呼，宣传救国。但其爱国主张丝毫得不到清政府的重视和采纳。梁启超忧愤交加，这首《水调歌头》就是在这种背景和心境下写成的。

开头一句，如平地炸雷，激昂慷慨，震人心魄。玉斗，酒器，玉制酒杯。“拍碎双玉斗”，典出《史记·项羽本纪》：刘邦赴鸿门宴时，“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亚父，指项羽谋士范增。)后刘邦逃脱，托张良代献，项王受白璧，“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刘邦)也!’”这首词借用范增愤慨情事，表现作者爱国志向不能实现的愤激之情。原文“撞破”，已显气愤之状，本词改用“拍碎”，其激愤程度，感情的喷发力，显得格外强烈。可谓气冲凌云，声可裂石。其气势与力量，与宋代民族英雄岳飞《满江红》词开头“怒发冲冠”，可相媲美。足见作者遣词造句的艺术功力。“慷慨一何多”，意指充满正气的情感，长期积聚，一旦爆发，则势不可收。这句是借用词人张惠言《水调歌头》中的词句，原意是慨叹人生苦短，这里却赋予全新涵义。接着，词人补述自己情绪为何异常激动的原因。眼见国家日衰，土地沦丧，却又不能革除弊政，挽救时局，血性男儿怎能不“满腔都是血泪”，更为痛苦的是，心中的“悲歌”却无处倾吐。“三百年”句，进而评议时政，观点鲜明。词人认为，山河还是旧日的山河，而清王朝三百年(自1616年清建国至本词写作时近三百年)的国运今日之所以销沉，乃是因为“人事”的缘故。“人事”意指慈禧太后专权，主张变法革新的仁人志士无法为国效力。作者在这里用一个诘问句，表现对晚清政治的强烈不满。当然，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并不能仅仅归结为“人事”原因，作者未能把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来认识现实，这是一个爱国者的思想局限。“百户”，元、明两代的世袭军职，掌兵百人。此代指清朝军官。这句是说，清廷不少达官贵人醉生梦死，只图享受，把国家的安危置之度外。“四塞已干戈”，意指祖国边疆烽火四起，战争不断。两句对仗工整，对比鲜明，一边是强盗入侵，国势垂危，一边却是灯红酒绿，骄奢淫逸，这强烈的反差，正是对现实的绝好写照，这是词人对苟且偷安的清朝统治者尖锐的嘲讽和无情的鞭笞!读到这里，更加清楚地知道，起句所表现的雄壮情绪，决非词人的一时冲动，在这感情风暴的后面，深深蕴藏着永久、博大的爱国情操。

下阕继续展示作者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进而抒写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千金剑”，武将杀敌之宝剑；“万言策”，文臣治国之万言书。意指武韬文略，整顿朝政、拯救国民的才干。“两蹉跎”，指上述救国的文才武略，皆被统治者废弃不用，落得志士光阴虚度。年轻的词人一腔热忱，力主变法自强，振兴武力，把帝国主义赶出国土，但事与愿违，希望破灭，心中痛楚万分。“醉中”一句，即写作者当时的这种心情。“呵壁自语”，王逸《〈天问〉序》云：屈原放逐途中，见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壁间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及古圣贤等，乃作《天问》，“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词人用此典故，显然是以爱国诗人屈原自况。屈原因爱国理想不能实现，在《天问》一诗中一连提出一百几十个问题，表现对传统思想的批判精神，发泄其胸中的不满和积愤。同样，梁启超对现实政治也有很多疑问郁结于胸，而又无处诉说，只能在酒醉后学屈原样“呵而问之”。“醉”是短暂的，一当“醒”来，则悲痛加剧，涕泪“滂沱”了。“醉”亦痛苦，“醒”亦痛苦，作者何时不是生活在痛苦中耶?!一位深切热爱祖国母亲的赤子形象，绘声绘形，宛然在目。“不恨”三句，对造成痛苦心境的原因作进一步的说明。梁启超写有《少年中国说》，并以“少年中国之少年”为笔名发表过文章，根据作者对“少年”一词所赋予的崭新含义，这里的“少年心事”，当指除旧布新，改造中国的博大抱负。韶华逝去，作者并不因此而叹息，最为担忧和害怕的是，那救国救民的宏愿却大半消磨在时间的流水中了。很想对国家有所作为，而现实却逼他无所作为，这“有”和“无”的矛盾所带来的苦闷，时时纠缠缠着他的心。在这种境况下，或许有的人会悲观沉沦，消极遁世，但梁启超决不是这样，词的最后二句，充分显示作者改造社会的积极进取精神。“病”，苦难。“愿替众生病”，言作者情愿为老百姓承担在国难中遭受的种种苦痛。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实在令人感佩。“稽首”，叩头到地，是一种最虔诚的大礼。“维摩”，也译称“维摩诘”，和佛祖释迦牟尼同时的一位佛圣，印度大乘教的祖师。这里并非说真要拜倒在佛的脚下，而是取佛教以解脱众生苦难为本之义，表示作者愿为解救国民痛苦而继续追求真理。1895年5月，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联合在京的一千二百多名举人，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公车上书”。1898年6月，他又积极参与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这些救国之举，有力印证了作者在这首词的末尾所表达的崇高的爱国思想。

时势造词人。晚清统治者的腐败和岌岌可危的国势，使一些爱国忧时的文人走上变革社会的道路，他们用诗词为武器，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梁启超的这首词，正体现了这一时期进步文学的特点。全词感情浓烈，直抒胸臆，爱国之心，跃然纸上，塑造了一个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