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廷先
背水未成韩信阵， 明星已殒武侯军。
平生一点不平气， 化作祝融峰上云。
刘过
这首诗据厉鹗《宋诗纪事》引《山房随笔》说，是刘过在辛弃疾浙东安抚使兼知绍兴府幕中应张浚之子张栻的请求所作。据岳珂《桯史》载，刘过投奔辛弃疾在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则此诗当作于此年。魏公是张浚的封号，死于孝宗隆兴二年(1164)，这首《挽张魏公诗》上距张浚之死已经四十年。死了这么久，他的儿子还请人作挽诗，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山房随笔》记张栻请求刘过为他父亲作挽诗的经过，说：““南轩(张栻号)邀(刘过)至公廨，置酒语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为国，功厄于命，来挽者竟无一章得此意，愿君有意为发幽潜。’改之(刘过字)即赋一绝，南轩为之堕泪。”张栻的一段话和刘过的挽诗，必须结合张浚的生平事迹才好理解。
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汴京破后，随高宗南下，受到器重。建炎三年(1129)会合吕颐浩、刘光世之军，平服了苗傅、刘正彦的叛乱，擢为知枢密院事，掌握军权。他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乃向高宗请求，愿入关中，经营恢复大业，并可确保东南。高宗任他为川、陕宣慰处置使，并得便宜从事。建炎四年(1130)，他在关中调集数十万大军向金兵发动攻势，战于富平(今属陕西)，宋军大败，他枉杀了大将赵哲，又杀了勇将曲端，宋军撤至大散关以南，尽失关中之地。绍兴五年(1135)，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战功不多。绍兴十六年(1146)，因与秦桧不协，罢退闲居，近二十年。孝宗即位，起用为枢密使，都督建康(江苏南京)、镇江府、江州(江西九江)、池州(安徽贵池)、江阴军军马。这时孝宗锐意恢复，他迎合孝宗之意，不经深谋熟虑，不作充分准备，即令李显忠、邵宏渊两将北进，收复宿州(今安徽宿县)。金邦大军猛烈反攻，战于符离(在宿县北)，宋军大败，军备尽失。隆兴二年(1164)，请求辞官被准。南行路上得病，手书付二子说：“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据《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
综观张浚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物，他几次掌握军政大权，显赫一时，但并无多大建树，反而遭到富平、符离两次大败，损失严重，大伤宋朝元气。性又忌刻，不能容人，排诋李纲、赵鼎，枉杀赵哲、曲端，都为时议所不满。但他在宋、金对立中，始终是个主战派，反对议和，治事勤奋，对宋廷忠心耿耿，所以受到高宗、孝宗倚重，也赢得了时望。符离之败，受到朝野指责，是导致他下台的直接原因。张南轩所说的“功厄于命”，即指符离之败而言。他的话里还反映出，张浚死后，舆论评价并不高。而张栻读了刘过的诗，竟被感动得“堕泪”，何至于此呢?这要从诗的本身去理解。
第一句“背水未成韩信阵”，用的是韩信破赵的典故。汉高祖三年(前204)，刘邦遗张耳与韩信合军击赵王歇、成安君陈余，韩信背水而战，大破赵军，斩陈余于泜水之上(《史记·淮阴侯列传》)。诗里用来比喻符离之战，“未成韩信阵”，是说此役的失败。第二句“明星已殒武侯军”，用的是诸葛亮的典故。诸葛亮屯兵于武功(今属陕西)五丈原，据说得病将死之夜，有赤星投于亮营，顷刻，亮死(《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晋阳秋》)。诗里用来比喻张浚之死，写出了他的不幸结局，他在事业上的失败是命里注定。一、二两句就流露出作者对张浚的为人及其事业上的失败的崇敬、惋惜心情。可以体会得出，这两句诗是从杜甫《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化来。第三句“平生一点不平气”，所谓“不平气”，是说张浚由于壮志未酬而产生的抑郁愤懑的情绪。他，人虽死而精灵不灭，从何处显示出来的呢?第四句“化作祝融峰上云”作了回答。原来祝融峰上的云，就是张魏公壮志未酬的不平之气所化。祝融峰是南岳衡山的最高峰。古代传说，祝融曾为帝喾的火官，后世尊为火神，死后葬于衡山之阳，祝融峰即因他而得名。张浚死后也葬于衡山下，诗人信手拈来，通过神思，构成了惊人之句，突出了张浚的“公忠为国”、志存社稷的高大形象：他将与祝融峰永久并存于天地之间。这比其他任何言辞的颂扬，要有力、要感人得多，这等于为张浚竖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无怪乎张南轩读后“为之堕泪”了。
刘过这首诗是不是为了迎合张栻的心意，对张浚的称颂有点过当?恐怕是夹杂了一些私人感情在内的，例如诸葛亮是死于“出师未捷”之前，而张浚是死在符离大败之后，把两人牵合作比，就有点勉强，但主要的还应从刘过本人的政治思想方面去理解。他是一贯主张恢复，反对偏安局面的，这在他的诗、词里有多方面的表现。张浚在事业上虽无大成就，但毕竟是一位著名的主战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受到刘过的崇敬，在张南轩的请求下，他才乐于命笔赋诗。还有写这首诗时的政治形势：这时韩侂胄当国，欲建大功，正在酝酿北进大计。刘过写这首诗不止是颂扬了死去已经四十年的张浚，也是在为开禧用兵(1207)大张声势，至于韩侂胄的北伐失败，则是另一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