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枣庄曾涛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维时遭艰虞，
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
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
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路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
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
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
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
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坡陀望鄜畤，
岩谷互出没。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
残害为异物。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
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
天吴及紫凤，颠倒在桓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
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解包，衾绸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
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色改，
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
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
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佇，时议气欲夺。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
官军请深入，蓄锐伺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
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葅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
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杖钺奋忠烈。
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
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杜甫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从长安(今陕西西安，时为安庆绪占据)逃至肃宗行在地凤翔(今陕西凤翔)，五月授左拾遗。不久，因上疏营救房琯，触怒肃宗，几遭不测。幸得张镐解救，八月，诏允杜甫回鄜州(今陕西富县南)探亲。这首诗，是杜甫回到鄜州后作的。因鄜州在凤翔东北，故以“北征”名篇。全诗主要叙写探亲缘起，途中经历，家人团聚以及由此引起的忧国忧民之思，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样，同是杜甫五言古诗的长篇杰作。
《北征》主要是以“赋”的铺叙手法写成的。所谓“赋”，作为一种诗歌表达方式，其特点就是：不用比喻(所谓“比”)，不假象征(所谓“兴”)，直书其事，即朱熹所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见《诗集传》《周南·葛覃》诗注)。我们特别要注意“直言”二字，它要求诗人把看到的、经历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直截了当地写出来，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很高的要求。因为诗歌的最终目的，在于表达诗人的某种思想或感情，而“比”、“兴”手法的运用，常常比“赋”这种手法更容易达到目的。《北征》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恰在于出色地运用“赋”的手法，表达了诗人在特定条件下的思想感情。
全诗可分四大段，每一段内容上各有侧重，“赋”的手法的运用上亦各有特色。“皇帝二载秋”至“忧虞何时毕”为第一大段，着重叙写自己“将北征”之时的心情。诗人用“苍茫”、“顾惭”、“怵惕”、“恍惚”等词来形容他的心情，概括起来，即是一种惭愧而茫然不安的心情。何以如此呢?关于“北征”的原因，诗人只提到“问家室”三个字，即回家探亲，并未就仕途不顺，被迫回家这个根本原因深说。当然，“顾惭恩私被”是正话反说，含有怨意，但也只是一句含蓄带过而已，可见诗人的注意力并不在他个人的恩怨上。相反，这一段中忧民、忧国、忧君之辞甚多，如“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恐君有遗失”、“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乾坤含疮痍”等，用诗中的话来说，就是“忧虞何时毕”!因而诗人北征临行之时的茫然不安，完全是由动乱的时局引起的，完全是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国家前途的茫然和不安。第一段奠定了全诗忧国忧民的基调。这一段以“赋”的手法叙写出发时的心情，完全是直述，绝无任何渲染和夸张。然而由于将忧国、忧民、忧君以及自己隐隐的怨意交错抒写，准确地选用不同的词汇描述同一种心情，因而毫不给人板滞之感，在沉郁中别有一种起伏顿挫的风姿。
“靡靡逾阡陌”至“残害为异物”为第二段，主要写途中所见和所感。这一大段又可分作四层。前六句为第一层，从“回首凤翔县”可知，写的是凤翔周围的情景。前一年十月，房琯亲率大军收复长安，在长安西北的陈涛钭和青坂被叛军击溃；当年四月，郭子仪的部队又在长安城西的清渠为叛军击溃，伤亡惨重。这一层，正是这些战争伤痕的真实写照。“前登寒山重”六句为第二层，写经邠州时的情景。“屡得饮马窟”承前写战争留给大地的伤痕，“猛虎”二句写这一带惊险的环境，悲凉的气氛。这也是实写，并非夸张。杜甫前一年携家经过这一带时，写有一首《彭衙行》，其中就有“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的诗句，这一带的确是虎狼出没之地。无论是战乱的斑斑血痕，还是大自然的阴森恐怖，都让人透不过气来。因而第三层，即“菊垂今秋花”十二句，诗人将笔触指向大自然的美丽和勃勃生机。“高兴”意谓离尘绝俗、避世隐居的情趣。这种兴致，不仅是由“青云”唤起的，也是由秋日垂菊的纯洁，对石头上古代车痕的遥想唤起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兴致，诗人才会忘情地去欣赏山果、橡粟这类大自然的可爱的小生灵。然而，“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点出了诗人的这种兴致，不过是对现实的回避，不过是很早就有的桃花源式的无法实现的梦想。“身世拙”三字既与上二层照应，又将诗人拉回到悲惨的现实中来。第四层写快到鄜州时的所见所感。这一带是去年叛军攻陷长安，分兵北上，进窥灵武肃宗行在的战场，如今仍是“寒月照白骨”的恐怖景象。但毕竟就要到家，就要与家人团聚了，“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诗人归心似箭，快步疾驰，把仆人远远抛在后边。这两句透露出诗人内心的一丝喜悦，为下一段写家人团聚创造了气氛。综上所述，第二大段主要以“赋”的手法写景，亦十分出色。首先是长于变换写法，概写和特写交错进行，在令人窒息的旅途中以自己的一点希望和喜悦作点缀，掀起波澜。尤其是“菊垂今秋花”一段特写，细腻至“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看似闲得无聊，实则是对现实给诗人的巨大震动和打击的平衡，最为前人称道：“凡作极要紧极忙文字，偏向极不要紧极闲处传神，乃夕阳返照之法，惟老杜能之。”其次是写景传神，既能充分表现旅途之恐怖、萧瑟，又写出了大自然的可爱和生机。如“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熔叙事、写景、抒情于一炉，又含有象征意味，十个字，即形象地表达了诗人“挥涕恋行在”的深挚感情，以及对有如旌旗闪现不定的国家前途的忧虑。再如“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因地势的起伏，被诗人远远抛在身后的仆人，回首望去，就象是挂在树梢上。诗人抓住这一奇妙而又真实的印象，造成警句入诗，新颖独特，精采生动。
“况我堕胡尘”至“生理焉得说”为第三段，表达的情绪也十分复杂。一方面，诗人到家后，见到“妻子衣百结”，“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听到“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这一切，都是令人伤心不已的。但诗人并没有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上面。相反，却用了更多的笔墨去写娇儿怕生的情态，妻女得到一点诗人带回来的衾绸粉黛后的喜悦，甚至绕有兴致地去描述女儿身上用旧绣补了又补的粗布短衣。诗人这样写，是充满真情的。因为“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刚刚走过那样可怕而漫长的旅途，能够活着回来，家人团聚，“饥渴”，即生活的穷困，又算得了什么呢!而且，这样写自己及家人的欢快，恰是一种“长歌当哭”的慰藉，比一意抒写家人的悲惨窘困更具有感染力。这一段以“赋”的手法写人，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是全诗最富有生活气息的一段。其中对娇儿“见爷背面啼”，痴女“晓妆随手抹”、“狼藉画眉阔”，以及孩子们“问事竞挽须”的描写，都是淋漓尽致的传神之笔。而“海图拆波涛”四句特写，与上一层“山果多琐细”数句一样，同具有闲笔不闲的妙用。
“至尊尚蒙尘”以下为最后一段，主要是议论，集中表现了诗人对当时政治、军事的看法和主张。这一段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借兵回纥平叛的策略的忧虑和批评，二是就当前平叛，提出应一路从京洛指向青徐，一路从恒代指向碣石，南北夹攻。这些，与历史上回纥助战，促成唐王朝收复两京，人民横遭劫掠，以及当时名将郭子仪、李光弼，名相李泌等的战略计划都是一致的，表现了诗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远见卓识。三是追源祸根，痛惜玄宗昏庸误国，盛赞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国家。四是表示对恢复太宗创立的王业依然信心坚定，以“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收笔。我们知道，全诗主要是以“赋”的手法写成的，而且就“北征”这个诗题而言，写到与家人团聚似即可收笔了，为何诗人最后还要写一大段议论呢?是否画蛇添足呢?我们认为最后这一大段议论完全不多余。首先，这首诗的主旨在于通过写北征途中及回到家后的所见所感，抒发诗人的忧国忧民之情。这种感情，在前三段中可以说已经得到无以复加的表现，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最后一段议论，正是诗人身不由己地将他这种感情化做一种具体的思想，是诗人爱国热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不仅在感情上忧国忧民，还情不自禁地为国家出谋划策。所以这一大段议论，不仅没有削弱全诗忧国忧民的主题，反而大大增强了它。诚然，作为诗歌这种特殊艺术形式，如果仅有这一大段议论，而没有前三段的铺垫，这首诗会显得缺乏形象，抒情意味不够。但是有了前三段的铺垫，这一大段议论就显得异常饱满、充实而有气势。其次，这一段议论所表现的对国家前途的信心，一扫前三段萧索惨淡的气氛，从而使全诗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令人振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大段议论恰是全诗的生命所在。试想，如果没有这一段议论，这首诗不就仅仅是一首战乱的悲歌吗?而且，尽管这一段以议论为主，仍有诸如“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桓桓陈将军，杖钺奋忠烈”，“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等诗句，或叙事，或写人，或写景兼抒情，它们与政治性的议论相结合，增强了议论的感染力。
《新唐书·杜甫传》称杜诗“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北征》堪称这个评价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