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均地
三元里前声若雷， 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 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室田庐须保卫， 不待鼓声群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 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 什队百队沿溪山，
众夷相视忽变色： 黑旗死仗难生还!
夷兵所恃惟枪炮， 人心合处天心到，
晴空骤雨忽倾盆， 凶夷无所施其暴。
岂特火器无所施， 夷足不惯行滑泥，
下者田塍苦踯躅， 高者冈阜愁颠挤。
中有夷酋貌尤丑， 象皮作甲裹身厚，
一戈已摏长狄喉， 十日犹悬郅支首。
纷然欲遁无双翅， 歼厥渠魁真易事，
不解何由巨网开， 枯鱼竟得攸然逝。
魏绛和戎且解忧， 风人慷慨赋同仇。
如何全盛金瓯日， 却类金缯岁币谋!
张维屏
1841(道光二十一年)5月，英国侵略军占我四方炮台，炮击广州，当时在广州主持军事的靖逆将军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向英方求和，缴“赎城费”六百万元，赔英商馆损失费三十万元，订立《广州和约》，激起了人民的抗英义愤。这月29日，广州北郊的三元里遭小股英军骚扰，韦绍光等奋起击毙英军十余人。次日，三元里附近103乡的人民聚集，树起了“平英团”大旗，诱敌至牛栏冈，围歼二百余人，生俘二十余人。英军司令卧鸟古率大队来攻，又被击败于连山高地。少校毕霞等多人被杀伤，败回四方炮台。31日，义军增至数万，团团围住四方炮台。英军恐慌，求救于广州官府，奕山急命余保纯出城，用欺骗、威胁等手段解散义军，英军仓皇逃出重围。后英军往寇福建、浙江、江苏，终于使清王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一日纵敌，数世之患”，确实不错。三元里人民的这次抗英行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光辉的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诗人当年以诗为我们作了纪录，功不可没。
这首诗自首句至“凶夷”句，咏义军的同心合力，阵容雄壮，兼得天时。首四句概述，用了个“声若雷”的巨响及“千”、“万”这两个大数词，一下便显示出了义军声势的浩大。一个“勇”字同一个“摧”字的对比，则是这次战役结果的陈说。义军的“勇”生于“愤”，“愤”生于“义”及“强徒”(指英国侵略军)的“摧”(败)则是由于“乡民合力”的阐释，尤为精辟，可适用于大多数战争胜负的判断。“家室”四句，说明义军行为的自发性，表现其斗志的高昂。其中的“不待”句，活用《左传·庄公十年》里的“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意谓不用等待战鼓声，已经勇气十足。“乡分”二句，进而说明义军的组织形式和成员来源，兼叙“众夷”误解的插曲。组织形式是或十人一队，或百人一队，各自举着颜色不同的旗帜以为区别，形成列队的人海、五彩缤纷的旗海。成员来源是或远或近的各乡沿着溪流和山岗而来的乡民。插曲是“众夷”误以为打着黑旗的为敢死队，吓得心惊肉跳，士气低落。诗人自注：“夷打死仗则用黑旗，适有执神庙七星旗者，夷惊曰：‘打死仗者至矣!’”“夷兵”四句，写义军得天时之助，风雨骤起，英军的枪炮被雨淋湿，不能使用。这不是虚构，李福祥《三元里打仗日记》里的记载可证：“时天色晴明，忽而阴云四起，午刻迅雷烈风，大雨如注，日夜不息。未刻后，逆夷之鸟枪火炮，俱被雨水湿透，施放不响。”当然，这是偶然性的现象，“人心合处天心到”，只不过是诗人欢悦心情的流露而已。
自“岂特”句至末了，笔触由歌颂义军转为嘲讽英国侵略军的惨败、逃窜，谴责清王朝投降派的昏庸、卖国。“岂特”四句，勾画一般“夷兵”被围困的狼狈相。他们不习惯于走泥泞滑蹓的路，低处的在田塍(chéng呈，田埂)上痛苦地挣扎，寸步难行，高处的在冈阜(土丘)上不断摔跤，前进不得。“中有”四句，特写“夷酋”的丑陋和可耻的下场。他们怕死，用橡皮做成厚厚的铠甲裹在身上，丑态不堪。但是他们难逃厄运，义军一举戈便捣住了他们的咽喉，还割下他们的头来悬挂示众多日。“一戈”句，用《左传·文公十一年》：“获长狄乔如，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杀之。”“长狄”，古代北狄之一，这里借指被义军击毙的英国侵略军军官伯麦和毕霞。“十日”句，用《汉书·陈汤传》所记陈汤等破康居后，匈奴郅支单于“被创死”，斩其首，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宜悬十日乃埋之”事，借指义军割下伯麦等英国侵略军军官的头悬挂示众。“纷然”四句，承前叙述，接写其脱逃。先说他们纷纷企图逃出重围，但没有翅膀，不可能实现其梦想；这时要歼灭他们的大首领是极容易的事。接着陡然一转，说像巨网般的包围圈竟然张开，像枯鱼般的英军竟悠然离去了。这一结局太出人意料，故特着“不解”二字。这二字当中，包含着诗人对以奕山为首的广州的投降派强迫义军解围的无限怨恨。“渠魁”，大首领，指英国侵略军司令卧鸟古。最后四句，以议论作结，谴责清王朝昏庸腐朽，投降卖国，情极悲愤。诗人先摆出对待英国侵略军的两种对立态度：一是清王朝投降派的向敌人屈辱求和，换取苟安；一是义军和诗人们的同仇敌忾，奋起抗英。“魏绛和戎”，据《左传·襄公四年》载，晋悼公时，山戎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到晋国请和，晋大夫魏绛竭力主和，晋悼公听从了他的意见，使他与诸戎订盟。这里借指屈辱地与英军签订《广州和约》。“风人”，诗人。“同仇”，语出《诗·秦风·无衣》：“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对这两种对立的态度，诗人的倾向性鲜明，因此斥责前一种态度，质问“为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金瓯”，喻完整的疆土，本于《南史·朱异传》。“金缯岁币谋”，本为疆土不完整的北宋向契丹和西夏每年输送银、绢以买和的事，这里借指《广州和约》的巨额赔款事。
这首诗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而抒情渗透于二者中，事真，论正，情深，歌颂了人民的爱国精神，抨击了清王朝的投降路线，嘲讽了英国侵略军的狼狈败逃，爱憎分明，堪称诗史。全诗凡三十二句，四句一韵构成一小节，四平韵，四仄韵，基本上平仄韵相间，故读来铿锵悦耳，显然是经过诗人苦心经营的。遣词造句，也颇费匠心。诗人的某些作品，有粗疏之病，但这粗疏两字却不能加在这诗上。无名氏的《三元里平夷录》、李福祥的《三元里打仗日记》等散文，不妨参读，以利于理解这首诗。对读钟琦的《记粤人败英夷于三元里》两首七律，将会很容易地发现，钟诗缺少此诗开阔的气势和流动的笔调，而有此诗所无的迂腐的忠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