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日休隐居鹿门山的行事、交游
皮日休在鹿门山隐居的五年都干了些什么事？他在《鹿门隐书》序中说得较为详细：“醉士隐鹿门，不醉则游，不游则息。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于文，惭其未周。”也就是说要么醉饮，要么游赏，要么学道作文。事实上从他的诗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他还干谒官宦、交游士人。
（一）醉卧山林
皮日休写有《酒箴》《酒中十咏》《春夕酒醒》《酒病偶作》《续酒具诗》等与饮酒有关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将饮酒提高到可以存道义的高度，他在醉酒中纵论古今人物，他还详细记载了各种酒曲的配料、使用方法和制作程序，还对饮酒的氛围、心境、场所和器具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评点，堪称对酒文化的完美阐释。
对于其在鹿门山醉饮山林的情况，皮日休除了在《鹿门隐书》序中说“醉士隐鹿门”之外，还在《酒箴（并序）》中写道：
皮子性嗜酒，虽行止穷泰，非酒不能适。居襄阳之鹿门山，以山税之余，继日而酿，终年荒醉，自戏曰“醉士”。居襄阳之洞湖，以舶
宿载醇酎一甔，往来湖上，遇兴将酌，因自谐曰“醉民”。於戏！吾性至荒，而嗜于此，其亦为圣哲之罪人也，又自戏曰“醉士”，自谐曰“醉民”。将天地至广，不能容“醉士”“醉民”哉？又何必厕丝竹之筵、粉黛之坐也！（《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
读此文不禁让人们想到了刘伶的《酒德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关汉卿的《南宫·一枝花》，这活脱脱地塑造了一位卓立于世、任性自我、敢说敢做的狂士形象，这就是皮日休的性格，而这种性格正是皮日休生平行事的基础。在晚唐颓废洪流中，皮日休能够继承韩愈道统思想，坚守儒道，是这种性格的体现；皮日休的小品文批判现实，针砭时弊，也是这种性格的体现；就连他参加黄巢起义直至死亡也彰显着这种性格。从他的《酒箴》可以看出，至少在鹿门山隐居之时，皮日休就培养出了卓立于世的性格，性格的成熟是皮日休在鹿门山隐居五年的第一大收获。
（二）游览名胜
皮日休在《鹿门隐书》序中说到他：“醉士隐鹿门，不醉则游”，游即指游览名胜，交游士人。唐人有漫游的喜好，名山大川、通都大邑、边塞荒漠都是唐人游历的去处。皮日休隐居鹿门山五年，经常“信马腾腾触处行”（皮日休《襄州春游》），遍游襄阳名胜。
皮日休在《太湖诗序》中回忆说：“余顷在汉江，尝耨鹿门，渔洞湖。”《添渔具诗》序云：“昔余之渔所，在洞上则为庵以守之；居岘山下则占矶以待之。”洞湖，即洄湖之讹误，洄湖是襄阳的一处名胜，东汉末年庞德公和杨仪兄弟都曾隐居于此，孟浩然也多次游玩此处，现今已不知所踪，皮日休为了在洄湖游赏垂钓，竟然也建了座草庵。其诗《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增愧梀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云：“终抛岘山业，相共此留连。”此处的岘山别业，不知是指前文的洄湖房舍，还是在岘山的另一处别业。为了游赏洄湖和岘山，而在其地建立别业，足见皮日休对游赏洄湖和岘山的钟情。
从皮日休的诗文可以看出，除了洄湖和岘山，皮日休还游览过习家池、云居寺（也就是现今的广德寺）、隆中、檀溪、张柬之故宅、光武帝刘秀故居，等等。
（三）读书写作
皮日休在《鹿门隐书》序中说到他“不游则息”“息于道”“息于文”，即是指读圣贤之书，练习写作。
关于读书，皮日休只是说他读的书籍很多，“堆书塞低屋”，但没有说到具体的书名。虽然我们无法知道他读的是哪些书，但可以从他隐居鹿门山的目的和他的思想来推测他读了哪些类型的书籍。皮日休在《襄州孔子庙学记》写道：
帝之圣者曰尧，王之圣者曰禹，师之圣者曰夫子。尧之德有时而息，禹之功有时而穷，夫子之道，久而弥芳，远而弥光，用之则昌，舍之则亡。昔否于周，今泰于唐。不然，何被衮而垂裳，冕旒而王者哉？（《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
可见他认为孔孟之道是人类最高价值理想，是永存的，它可以解决现实一切问题，皮日休继承了儒家的礼乐教化、积极用世的传统，树立了振兴儒学、重建儒家道统的神圣使命，所以他读的书也应该像韩愈那样“非孔孟之书不读”。从《襄州孔子庙学记》一文还可以看出，皮日休在鹿门山隐居读书时，确立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他在鹿门山隐居时的第二大收获。
关于写作，根据皮日休隐居鹿门山的目的，可以推测皮日休写得最多的文章应该是“试艺”，即科举应试的文字，皮日休自己也认为经过五个寒暑的苦练，“试艺称精专”，但事实证明他的这种应试文写得并不“精专”，皮日休离开襄阳后，两次入京应试都名落孙山，第三次虽然考取了功名，但却是“榜末及第”（《北梦琐言》卷二），以至于有人认为他的中榜不是因为文章好，而是因为主考官见皮姓少见，同情他，才让他考上的。皮日休在鹿门山写得最成功的，也是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是小品文《鹿门隐书》六十篇。我们看这一段文字：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古之用贤也为国，今之用贤也为家；古之酗蒏也为酒，今之酗蒏也为人；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全唐文》卷七百九十八）
他用“古”与“今”的对比形式，揭示出封建地主阶级的暴政，针砭时弊，批判现实，文风犀利。皮日休的这类散文奠定了他的小品文风格，构成了皮日休创作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也就是说，皮日休在鹿门山的读书写作没有为仕途积累太多的经验，却为他的文学人生奠定了基础，《鹿门隐书》是他在鹿门山隐居时的第三大收获。
（四）干谒官宦
干谒在唐代是一种时代风习，大多文人都有干谒的经历，皮日休也不例外。皮日休在鹿门山隐居期间干谒过的人物主要有邓邑大夫、徐商、裴坦三位，其中对皮日休帮助最大的是裴坦。
皮日休有诗《陪江西裴公游襄州延庆寺》，此处裴公当指裴坦，咸通二年裴坦赴江西任，途经襄阳，皮日休结识拜谒了裴坦。裴坦是皮日休最早结识的五品以上的朝廷官员，皮日休受九江推荐第一次入京应试，就是因为裴坦等人的帮助，后来皮日休出任太常博士也与裴坦的提携有关。可以说干谒结识裴坦是皮日休隐居鹿门山时的第四大收获。
（五）交游士人
皮日休在鹿门山隐居期间除了干谒官宦、寻求机遇之外，还结交了一般士人，可考者有李中白、刘永、穆秀才、史拱等人。
中唐著名诗人刘言史，与孟郊友善，和李贺同时，诗歌风格亦近似，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夷简邀其来襄阳，署司功掾，一年后死于襄阳。襄阳人刘永是刘言史亲系或同宗，请皮日休为刘言史作碑文。皮日休作《刘枣强碑》，其中写道：
坟去襄阳郭五里，曰柳子关。后先生数十岁，日休始以鄙文称于襄阳。襄阳邑人刘永，高士也，尝述先生之道业，常咏先生之歌诗。且叹曰：“襄之人只知有孟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百岁之后，埋灭而不闻，与荆棘凡骨溷。吾子之文，吾当刊焉。”日休曰：“存毁摭实，录之何愧？”呜呼！先生之官卑不称其德，宜加私谥。然枣强之号，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为刘枣强碑。（《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九）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刘言史葬于襄阳城西柳子关，皮日休写的碑文，这是襄阳人值得关注考证的一处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