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竹枝数罗汉武汉百态俱其中

清代文学仿佛是整个汉语文学史卷里的一场压轴戏，将要在最精彩的地方落下帷幕。它使历史充满悬念，留给后人无限怀想。纵使风流云散，那零星的片金碎玉也良久动人，时代也就在朝代更替的风雨声中开场了。

就在现今的汉口民生路西侧，有一条与其平行的、清代留存至今的老巷子——洪益巷。当年，洪益巷首尾两端连接前、后花楼街，是汉口华界最繁华的区域之一，后来，前花楼街改名为黄陂街，后花楼街则去掉了个“后”字，至2015年止，在城市改造中，民生路以东至江汉关的大片区域已变身为商品房住宅区，而民生路西端洪益巷所在的区域则被保存下来。2016年春节快到了，花楼街洪益巷口临街门面小潘编织店的女老板正忙着“大处理”，准备回乡过年；巷子里面洪益巷82号小餐馆的老夫妻，却忙着分解半条猪，以迎接快到的旺季。整整一百年前，在洪益巷口的这栋两层小楼里，武汉的先人们也曾各忙各的，一首写于1915年的汉口竹枝词《夏口知事署》作了记载：

彩台高筑班签捐，我亦曾充检察官。

民国改为知事署，后门开放更周全。

在这首诗里面，知事是地方长官，清代称知县，辛亥革命后改名县知事，夏口则是汉口的旧称；至于签捐，就是今天卖彩票的，譬如福彩、体彩等；词中所称检察官也不是今天检察院的干部，而是清代掌管军粮、军户、私屠乱宰、贩卖私盐的朝廷命官。

据武汉市文史馆终身馆员徐明庭老先生等人著作的《民初罗氏·汉口竹枝词校注》注解：（当年）旧签捐局前门在后花楼，后门在洪益巷。今一分为二，以前进为警视厅，后进作知事署，从此开放后门矣。据此，今天的小潘编织店便是当年的“市警察局”，今天的洪益巷82号则是当年的“市政府”，看着这栋被周边高楼淹没的小楼，今人的思绪在百年时空的小与大之间跨越，不禁唏嘘不已。一首简短的竹枝词留下的历史印迹是如此强烈，这恐怕是当年的词作者不曾想到的，这位词作者就是词中“我亦曾充检察官”的前清朝廷命官罗汉。

罗汉，原名罗维翰，字麟阁，一字四峰，广东番禹人，清末湖北候补道。他长期居住武汉，善于吟咏，业余时间曾与友人在武昌结闲删诗社，辛亥革命后“下海经商”，在汉口黄陂街开设仁寿堂做药店生意。1915年春，汉江采风社在《汉口中西报》征咏汉口竹枝词，罗汉积极应征，以173首名列榜首。罗先生的作品，使今天的武汉人得以管见清末民初老汉口的风云际会、西风东渐、飞短流长、愁肠百结……

罗汉的173首竹枝词，对当年汉口的政务、工交、商务、文教、市情、风俗、战争、租界诸领域均有照顾，之所以涵盖面如此广泛，与报纸征咏的要求有关。当时，《汉口中西报》“征咏竹枝词，分为17类，共179题，可选作，亦可全作”，这种命题征文使得罗汉有意识地拓宽了创作视野。

1915年，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仅3年，中国社会仍具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殖民政策没有丝毫改变，租界的国中之国现象在国内、在汉口处于强势地位。袁世凯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后醉心于复辟帝制，引发二次革命。1915年元月，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迫使其屈服，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加剧了社会动荡，罗汉的竹枝词作品正好写就于这一时期。

社会形态通过人脑的反映客观地流露于字里行间，是文字记录者的常态，绝大多数情况下，作者不可能刻意扭曲现实存在作虚幻之言，罗汉也概莫能外。作为前清的旧官僚，罗汉虽然在字里行间有对旧制的怀念、对前清官僚阶层的美化，如他在《前清装束》83写到“我说清装尚好看，顶戴袍褂俨尊官”；在《全镇市场》里他则以敌视的口吻写到“红洋劫后更翻新”，“红羊”即红羊劫，指国难；罗汉将辛亥革命比喻为国家的劫数，他这种情绪的流露，使很多后人将他的立场推至革命的对立面，但我们今天仔细研读罗汉的全部作品，不难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对社会现实的如实记录，其中，不乏对外国殖民者在汉口租界霸权行径的揭露和鞭挞。

华界

鸿沟界限任安排，划出华洋两便街。

莫向雷池轻越步，须防巡捕捉官差。

记录的是华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在洋人面前低人一等的现实。

各国领事署

各国恢章裁判权。都因立约太周全。

他时再换通商约。仍是租期九九年。

写的是当年，汉口各国租界虽然期限均定为九十九年，但条约载明期满可以续租，如此九九循环无穷期，便无归还之日。

东洋兵房

租界东洋驻重兵，保商何必要连营。

可怜卧榻横陈夜，时听旁人鼾睡声。

武昌起义后，日本以保卫汉口侨民为由，在汉口永清街设兵营，驻兵达1500人，当时的民国政府只有眼睁睁地“卧榻之侧任由他人酣睡”。

各国工部局

工部权归董事员，雇巡修路各抽捐。

游人入境须知禁，犯例洋官要罚钱。

各国租界里的工部局拥有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还有类似政府职能的各项权利，在这个国中之国里，华人在租界内不违警也会被拘罚，如：大声谈话和喊叫，吵醒了别人瞌睡；倒提鸡鸭行走；汽车夫夜晚任意使用探照灯等。

罗汉“下海”从商后，还对自己为官一任时，曾与洋人的有限抗争记忆犹新，如：

华景街

华景街前马路边，鱼篮菜担免挑肩。

争回几尺中华地，留于吾民作市廛。

他为此自注：“华景街前数尺路。德人强欲划入租界。余时掌督署交涉。力持不可。历陈杨瑞三督而案始结。”作为清末朝廷命官，与洋人据理力争并进而“取胜”，即使不算壮举，也算是稀有之举，罗汉即使再行放大这成就感，后人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记录、描写社情民意时，除了这些义愤之作，罗汉的作品更多是以精细入微的观察，平实的笔调对事物作客观描写。租界是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华实行殖民政策的产物，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耻辱的标志。但租界也向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提供了一个了解西方文明的窗口和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平台；租界里的外国洋行、银行、轮船公司在掠夺中国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与可能。随着西风东渐，西方的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和新的生活潮流出现在汉口租界，租界里与近代商业、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市政设施，对华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各种影响，罗汉对此有着诸多描写，如：

铁路

京汉迢迢鸟道通，骤于奔电急如风。

羡渠历尽山川险，都在南柯一梦中。

武汉于1861年开埠后，于1906年有了京汉铁路，火车的迅疾奔驶让人感觉梦境一般的惊喜。

轮船码头

招商太古到怡和，又向华昌大阪过。

海舶江轮排似节，大船争比小船过。

当时，参与汉口航运业竞争，处于霸主地位的有英、法、德、日等“五国十大家”，华商航运企业招商局，若不是与英商太古、怡和洋行签订“齐价合约”，早就被外国在华航运势力排挤而破产了。罗汉笔下记载的华洋竞争，让人看到早在100多年前，武汉人就已经耳闻目睹了市场经济严酷的面目。

西人跑马场

分道扬镳各自由，此风原来创西欧。

莫轻驶骤夸先进，合算华人胜一筹。

清末民初，武汉曾拥有西商、华商、万国跑马场，比上海还多一个。西商跑马场最先由洋人创办，它歧视华人，连武汉地皮大王刘歆生也受到不公正待遇，汽车只能从偏门进入。他一气之下，挑头创办了华商跑马场。西商跑马场的骑师由华人担任，每当中西合赛，由于华人骑师多为专业，洋人均属业余，华人胜者多过洋人。

世界和平会

争地争域性命牺，骨山血海肉如糜。

好生上帝应悲悯，祈祷耶稣作主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5年3月7日，汉口武昌两地的基督教青年会拟举行世界和平会，祈祷世界和平。罗汉这首词让人看到其“有闻必录”的创作热情。

洋酒

葡萄美酒说西洋，似较中华酝酿良。

渠国先抽加倍税，替人担负自称觞。

清代以后，啤酒、威士忌、香槟、白兰地等洋酒便进入了武汉人的生活。1913年，法国人比格在硚口仁寿路双厂巷创办法华康城酒厂，机械化生产各种洋酒，1921年比格死后停业，原厂区后来转而生产酒精、化工等多种产品，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武汉化工厂。至今，康城酒厂旧址保存完好，为汉口城区不可多得的清末外商工厂地面建筑物。

大报馆

论说还需学识兼，发抒政见贵针砭。

有无价值凭君取，世上人人着眼帘。

民初，汉口有《中西报》《民国新报》《新闻报》三家日出三大张报纸的大报馆，这些报纸观察国事，时有针砭时弊之举，实为西风东渐的文化影响所致。

罗汉在参与报纸征咏竹枝词时，为最大限度保持记述的客观性，坚持了对事物正反两方面的观察和记录，我们看到，其作品对社会事务、公务机关的描写有褒有贬，对社会阶层、芸芸众生既描写其奢靡与闲适，也描写其失落与愤懑，这就给后世留下了较为全面的社会图景。

汉口东西湖金银潭，过去的知名度并不高，武汉地铁二号线开通后，这个地处长江北段的起点站为地铁客们所熟悉，一下“声名鹊起”，当年，罗汉就曾“舆论监督”过金银潭。前清时，阻拦后湖水患的张公堤“堤瘦官肥”现象比比皆是，每到岁修时，民间即讥讽说：“剥皮见新手段高，湖堤还有命半条。”1931年大水，张公堤的金银潭、姑嫂树等地便发生了崩溃。到了民国初年，管理部门工巡局依然故我，罗汉对此便不客气：

工巡局

革命军兴汉市烧，籍开马路乱花销。

近来改作工巡局，只管湖堤命半条。

同是管水的，罗汉给予《水警署》的溢美之词则充满了正能量。

水警局

江汉通津水道丫，航船划艇乱如麻。

榜人编就鱼鳞册，海晏河清共拜嘉。

这个民国的水警局想船民之所想，为改变水道乱像登记造册，实行“网格化”管理。

清末民初，刘歆生是汉口的地皮大王，当年的江汉路就曾名为歆生路。作为既做过官，又在商言商的罗汉先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刘过从甚密，专门以姓名吟咏刘大老板的蜜词就写了两首：

刘歆生花园

汉上名园无几家，稍栽花木便争夸。

夏来逭暑浑无地，纷向刘家吃夜茶。

罗汉夏来避暑，便径直走进刘家花园吃茶纳凉，既体现了自己的层次，也描绘了汉口富人们的闲情逸致。

歆生路

前花楼接后花楼，直出歆生大路头。

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

与《刘家花园》一样，罗汉笔下与歆生沾边的，不是灯红酒绿，便是莺歌燕舞，如果我们硬要说他有攀附之嫌，似乎也不得要领，当由其社会形态所决定。汉口素有尚奢之风，康熙《汉阳府志·舆地志》记载：“汉镇旧来繁华，今侨居仕宦，商贾富家，多以服饰炫耀，逮下走亦穿绸缎，侈靡极矣。”这种奢靡之风发展到清中后期愈发炽烈。

银楼

首饰银楼共结行，浙帮门面更辉煌。

汉江遍是金银器，是否人家尽富康。

清末民初，汉口的银楼属浙江帮最有排场，房屋到陈设都富丽堂皇，银楼如此，说明有市场，但得有讲求奢华之人趋之若鹜才行，但是否汉口人都这么富有呢？也未必。

在当年的老汉口，由于商业繁茂，商业生活刺激人们的牟利欲望，趋利成为商业社会里人的正常心态，致使汉口市井文化呈现出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落俗的特征。罗汉落笔富庶阶层尽管不惜溢美之辞，描写风花雪月似乎也驾轻就熟，但对穷人的生活状态同样是不惜笔墨的，在罗汉的汉口竹枝词里，我们既可嗅到“朱门酒肉臭”，也可望见“路有冻死骨”，这实在是今天读者的幸事。

饥民

年年相率去逃荒，水旱灾祲岁不祥。

礼仪先由衣食足，已饥已溺勿轻忘。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旦人穷得连饭都没得吃的，那就很难谈得上礼义廉耻，“我们应该将解除别人的苦难引为己任”。在这首词里，作者表现出一股悲怜情怀。我们看到，罗汉在关注社会底层“弱势群体”时，笔头常有这种情怀的流露，又如：

棚户

棚户星罗铁路边，矮如穹幕小如船。

无情最怕星星火，长物无多倍可怜。

汉口，因地处水网湖泊，地面皆在最高洪水位之下，茅草棚屋曾是老汉口常见的一种居住建筑形态，武汉人称之为“茅棚子”，这些茅棚子不仅建在铁路沿线，在工厂附近、城市荒草地都有。汉口的黄孝河沿岸，在20世纪80年代没整治前，也有成片的“茅棚子”，它们都是用木料和竹竿交叉撑起，十分简陋，武汉人曾有顺口溜说它：“纸糊窗户泥巴门，门口栓条烂麻绳。”武汉人至今将在别家房屋侧面搭盖的房子叫“偏厦（刷）”，也是从旧时来的，当然，现在这些旧物在汉口地面已几近绝迹，仅在武汉博物馆陈列展中有复原物展示。

贫民工厂

欲拯穷黎愧未能，饥寒多半是无恒。

诸君组就贫工厂，胜造浮屠十二层。

这首词，写出了罗汉对穷苦百姓的愧疚之情和恻隐之心，“欲拯穷黎愧未能”一句，当属罗汉对自己“在职”期间无所作为的自责，将“诸君”行善事喻为胜造十二级浮屠（比七级还多五级），看来是肺腑之言。

在罗汉的笔下，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也有记载，其中，既有他们的愉悦，也有他们的困顿，如：

金丝眼镜

目光渐短视迷离，眼镜凭将补憾遗。

近日例同装饰品，镜边欢喜镂金丝。

西式鞋帽

先从顶踵别安排，模仿西装处处皆。

记得改元初变政，革鞋毡笠遍华街。

民国初年刚刚改朝换代，市面上的“白领”们便流行摆谱炫耀，崇尚西式服饰之风，当时，不近视的人戴眼镜，不吸烟的人叼雪茄，年纪轻轻搞根手杖拄着，趾高气扬招摇过市，以为时髦，不过，这些“白领”脸面的虚荣背后也有困顿和沮丧。

地处汉口江汉桥一侧的汉正街淮盐巷，至今还留有老汉口石库门民居的里巷形制，尤其巷道里的过街楼今天已很少见了，淮盐巷因巷道内的淮盐运商公所而驰名汉上。早在明万历年间，汉口就被政府指定为淮盐分销口岸，汉口的盐务之盛，一直延续到民国，当时的四岸总稽查处管辖鄂、湘、赣、皖四岸盐务，是个有实权的部门，在这样的“机关”里谋得一份差事，应该很舒适的吧？其实也不尽然。

四岸总稽查处

引票分档互转轮，鄂湘赣皖配停匀。

洋委员作稽查职，可比华员稍认真。

当年，“体制内”的稽查均被洋人担任，华人一般任中下级职员，工资待遇比洋稽查低数倍，华员因“月薪微薄”，家人“不得一饱”，但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忍气吞声，这些华人职员如果走到街上，极有可能也如那些白领一样打肿脸充胖子，把“屌丝”的一面掩藏起来。

捧读罗汉的竹枝词，如果抛开被其谋篇布局所“勾引”的哲学揣测，呈现在我们眼际最多的还是吃、喝、玩、乐、拉、撒、睡，这些与黎民百姓密切相关的生活场景。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位药铺老板对“征咏”认真而痴迷的程度，可以想见他在汉口街头“深入生活”边游走，边寻找题材的身影。罗汉勤奋、执着的创作态度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汉味浓郁的竹枝词作品，今天读来备感亲切。

匹头店

洋货行销布大宗，漏卮无限势汹汹。

请君试往花楼看，布店人围数十重。

罗汉的词，提到“花楼”以及与花楼街相近的街区有多处，他的药店开在黄陂街，距“前花楼”咫尺之遥，距“后花楼”也就一条巷子的距离。据1999年出版的《湖北地名趣谈》载：“清朝末年，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在紧邻租界的地区，商业兴盛，人口稠密。茶肆、酒楼、杂货铺、金号银楼林立。这条街上多半是砖木结构的楼房，屋檐和梁柱上涂绘彩色花饰，并将门窗雕镂成古香古色的图案，被称作花楼，这条街也就称为花楼街。”罗汉作品里浓郁的“汉味”，与此有极大关系。

杂货店

牌标闵广及东西，日用应须事事齐。

多少不拘随意买，贵如珠贵贱如泥。

在老汉口的杂货店里，小到针头线脑，大到山珍海味可说应有尽有。新中国成立后，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杂货”被作归口安排，小店消失了。进入21世纪，汉口街头的这类“杂货铺”却卷土重来，2016年年关将近，汉口花楼街洪益巷巷子口街面上的两家杂货店生意便特别好，在这些杂货铺里，除了货品是现代的，售卖方式与过去的老店别无二致，许多老汉口人喜欢到这里购物，多少带点念旧情绪。

楼外楼（电梯附）

楼外楼高第五层，不烦跨步自升腾。

请君放胆云霄去，牢系天梯有玉绳。

楼外楼是地处汉口江汉路花楼街口的汉口大旅馆，取宋人诗句“山外青山楼外楼”之意，通称“楼外楼”，1931年创建。它楼高四层，因安装了当时在汉口十分罕见的电梯而闻名。《汉口中西报》在征咏汉口竹枝词时，将楼外楼专门为题征诗，因而有了罗汉这首应征之作。

小押

从来当押不由科，无计疗饥奈若何。

九扣三分兼四月，益人无几损人多。

旧时汉口的当铺分为典当铺、小押铺与代当铺，典当铺资本较大，小押铺又名押头铺子，资金较少，仅受当衣、被、金银首饰、铜锡器皿等物。大的当铺在新中国成立后销声匿迹，但类似小押之类的拍卖行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汉口的永安市场、和平市场还存在，此时做的都是小生意，衣服鞋袜居多，偶尔见一块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已是大生意，这与“文革”时，旧社会过来的富户将金银手表往厕所里扔有关，80年代了，人们还未喘过气来，好东西还不敢出手。一百年过去，现在很多住宅小区里设置了爱心衣物箱，当代的武汉人已习惯于将旧衣物捐出来献爱心。

番菜馆

洋子横行写菜单，羞肴汤饼各堆盘。

主宾都说招呼便，交错觥筹吃大餐。

番菜馆即西餐馆。汉口开埠后，西方的生活方式进入汉口，英租界江汉路，与租界最近的花楼街上西餐馆最集中。1915年前后，汉口出现了许多西菜馆，当时较有名的有六家，即“一江春”“海天春”“普海春”“第一春”“万国春”以及新市场（即民众乐园）内的“普海春”。

说到戏曲，武汉曾经是京剧大码头，汉剧、楚剧、文明戏也曾风靡汉上。京剧大师梅兰芳曾说：“当前我国的京剧，主要力量在北京、上海和武汉，可以说是三鼎甲。”罗汉的汉口竹枝词中分别以《汉戏戏班》《京剧戏班》《髦儿戏班》《文明新剧》《影戏》《花鼓戏园》为题，对汉口戏剧市场作了深入描述。

京班戏园

昆班歇后尚京班，汉口从前有几间。

大汉舞台都减色，青衣说白更雍娴。

汉口最先上演京剧的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设的丹桂茶园，继而又有贤乐、天一茶园也很叫座。1911年，在今汉口中山大道北京路口、工商银行江岸支行的大楼处建成汉口大舞台，剧场设备和演出环境最时尚，武汉的票友简称其为“汉大”。1919年，梅兰芳第一次来汉，就是在“汉大”登台，同来的还有“新谭派盟主”余叔岩、“武生宗师”杨小楼，这三人当年并称为京剧“三大贤”。

髦儿戏园

一笑登台婉转歌，却疑月府舞嫦娥。

自从盗得霓裳曲，儿女都知奏大罗。

髦儿戏是清代出现的，全部由女演员演出的戏班。汉口第一家髦儿戏园是开设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左右的群仙茶园（后改名为怡园），原址位于现在中山大道江汉路十字路口东南侧，现为班尼路服饰专卖店。其次，中山大道天津路口的新民茶园、江汉路的爱国花园小剧场也经常有京剧女班子演出。当年，很多汉口人看髦儿戏成瘾。

文明新剧

却从旧本别翻新，说法禅宗惯现身。

模作消闲新剧看，声声唤醒梦中人。

文明新剧即文明戏，是话剧的前身，清末有革命倾向的的事物被人习惯冠以“文明”两字，宣传政治、评论时事成为新剧的特征。1911年8月，汉口大舞台曾上演新剧《新茶花》，这出戏内容是妓女新茶花告诫出征军人莫因私恋而忘却当前的大敌，是一曲政治倾向性很强的时事新戏。“汉大”上演《新茶花》后两个多月，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颠覆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罗汉在词里用亲身经历劝导人们莫以消闲的心态去看新剧。

罗汉的汉口竹枝词集结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过去不久，在此阶段，清王朝退位后，一个强大的民主、法治的国家并未出现，倒是前清重臣及其集团把握军队和政府控制权后，醉心于争权夺利，玩弄羽翼未满的国会于股掌之上，最高政府首脑袁世凯还一直想着复辟帝制，人们并未看到革命发生后那一抹初现的理想的曙光。作为前清官员，即使罗汉因对现实失望而念旧，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人依据罗汉竹枝词《总揭》：“岁序流迁景物移，新亭有泪不成诗。眼前无尽河山感，写与儿童唱竹枝。”“新亭有泪”一句，认为罗汉是旧制度的卫道士、殉情者，是较为偏颇的。前面说过，“研读罗汉的全部作品，会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对社会现实的如实记录”。同时，我们梳理他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作品，也可看到不少同情与褒扬的成分。作为一个将主要目光放在风俗社情、凡人小事上的诗作者，罗汉对政体与国事的看法有些许流露，但如果硬说他具有如何冥顽不化的政治立场，既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平的。

武汉文化遗产协会竹枝词学会会长沙月指出：“在竹枝词的创作中，中国文学的雅与俗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罗汉的民初汉口竹枝词文词绮丽，足显韵士风怀、诗人情采，大俗中可见大雅，罗汉饱读诗书，胸藏万卷。他的竹枝词如同许多诗歌作品一样，处处可见其厚积而薄发的深厚文化底蕴。”这是对罗汉汉口竹枝词贴切的评价，在罗汉的作品中，很多成语、典故、典籍的运用驾轻就熟、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如：“东施效颦”“三户亡秦”“瓜田李下”；如用道教三十六天中最高一重天——大罗天，比喻京剧髦儿班演员美妙的唱功；用“禅宗说法”比喻以亲身历经辛亥革命的例证劝导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相信咏读过罗汉汉口竹枝词的读者，会因此而对竹枝词肃然起敬，对作者肃然起敬！

徐明庭老先生写道：“设若把罗氏竹枝词当作一面镜子，细加审视，就会对汉口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得更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汉的汉口竹枝词是不朽之作！

这正是：

市井风情里巷音，红黄黑白记分明。

舞台活剧天天演，惹得兰台说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