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毕光明
抒情诗集。作者宋琳、张小波、孙晓刚、李彬勇。学林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新派批评家朱大可作序(《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这部由几位学院派青年诗人合著的城市诗集，以新的诗歌语汇展现了现代都市的一种奇异骚乱的文化景观。正如朱大可所描述的：“一方面是简陋的棚户区及其作为背景的黑色车皮、矿石和路轨，竹刷子使劲清洗着老式马桶，古老的三五牌闹钟嘶哑地敲打起来，躺椅上光裸上身的男人大手大脚地占领着夜晚的柏油路面，油污和汗臭编织成粗鄙与豪爽，近代城镇文明在郊外田野气息的萦绕中瞌目沉睡；一方面是有着大力牌商标和野牛性格的打桩机突突敲击混凝土方柱，楼群和立交桥沿蓝天弧形地升起，雀巢咖啡在新式厨房里沸腾，洒水车冷却着来自足球赛场的热量，橱窗向世纪末炫耀各种家用电器和电脑装置，现代都市文明在噪声和浓烟里魔术般地出现。于是小巷风情和大街气派两种对立的文化景观互相交叉着投影成城市经纬线的网格。另一种冲突则更为尖锐和严重：一方面城市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愈来愈具有世界村的意味，民族标记和历史遗迹在技术突进中向它的最后营垒——博物馆撤退，城市穿上最流行款式自豪地展览着它的现代形体；一方面人口生产机制过于发达，密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功能所能负荷的阈限，工业技术排放出噪声和毒气与人们争夺着狭小空间，于是人与人、人与技术的摩擦和厮斗变成城市上演率最高的生活剧目。”震响在这一生活冲突中的是青春期的焦灼、自信或自欺。这一主旋律又在不同诗人身上变奏出同中见异的心理冲突和美学品格。城市的崛起并没有对宋琳造成太大的压迫感，相反，“流动的”“中国的大街”带给他一种欣喜，因为一个“宁静”的《音乐山谷》足以抚慰喧嚣和白日的城市，使“所有嘈杂和哀怨都在这里消失”。作者感受于城市的好像就是不停顿的节奏。波尔卡的节奏，“狂飙突进派”“蓝色骑士派”的“周末节奏”，与之协应的是生命的节奏。“戴博士帽的幻想”，“事业的囚徒”是人生向上的节奏。《雨中的打桩者》倾泼出的是劳动“使都市惊讶的节奏感”。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到后期的《致埃舍尔》之类的了悟世界本体的诗中，也仍然留下了蛛丝马迹。孙晓刚的城市图景则呈现出更明快也过于简洁的“招贴画效果”。“美丽城市”、“希望的街”、《儿童游戏》、《飞碟明快》，构成了他的透明的诗歌世界。张小波却画出了城市人情绪的另一极，它“发现庞大的世纪末在海上”(《城市人》)，骚动的内心同外界的逼压相冲突，使他产生了“身居何处”的疑问和“人间千年，为什么生存穿行在遗憾之中，遗忘之外”(《巴比伦塔》)的迷惑，他的诗歌也因此更能触动现代人内心的隐痛。城市的怪影在李彬勇的诗里却要模糊得多，他的“沉寂的诗行”是发自本能需求的用以“排遣心中的忿懑、思念与热烈”。“生命太短了”(《圣诞节手札》)，对生命过程产生这样的强烈感受，能够补救的也就是用力地把握它，让这一过程爆发出灼人的力与美、色彩和音响，尽管这可能是人为自身设计的一个骗局。李彬勇的诗因此而喧响着滂沛之音。青春的勃旺与进攻欲在这里咄咄逼人地突现出来。“浑身冒出热气的结实如鼓槌的性格与体积”(《鼓槌之歌》)，不只寻求在爱欲中的渲泄，也表现为对应当属于自己的世界的占有和主宰的要求。《东方，一个夏天》，用惠特曼式的豪放抒发了要求置换民族的血液，改变东方人的形象的奔放的感情。但同时他的诗中仍处处波动着命运羁束和生命碎裂的惶恐不安的感觉。诗人常常把这种自身的焦虑用“换位”的方法表达出来。例如这样的诗句：“钢铁是怎样等待的／人是最富弹性的物质亦受不了这样的等待更何况钢铁”(《钢铁》)。李彬勇的诗以独特而又带有普遍意义的深度的人生感超越了城市诗的阈限，使这部诗集不仅在诗歌的意象品质方面拓展了“朦胧诗”的艺术领域，也在艺术对人生和宇宙的感悟方面推进了诗歌哲学的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