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左珊丹

报告文学。作者王晨、张天来。连载于1980年7月21至22日《光明日报》。作品描写的那颗过早陨落的智慧之星，是在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错划成右派。小罗克的操行从“优”突然变成了“中”，他开始尝到人世的辛酸。他学习劲头不减，入团决心不变。但，老师被批，大炼钢铁，虚报产量，空话连篇的“辩论”，接连发生的变化，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使他难以理解。更使他恼火的是，几乎每一次的打击，都要同他的家庭联系起来。他陷入了深思。在他那间五、六平米、原来装煤的潮湿小屋里，他开始日夜不停地读书：一切能找到的书。文史哲，天文地理数学，中外文学名著，甚至《新旧约全书》。除此之外，还学会了两门外语。在所有领域中，他尤爱哲学，他发现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像一座灯塔，引导人类前进。高考临近，他报了地质专业的冷门，然而他却以很高的分数落榜了。他明白这是因为他“没有金色的衣裳”。他为第二次高考继续紧张准备。但由于经济状况，于1961年春节前夕，报名到京郊大兴县当了农民。在那里他仍然废寝忘食地读书。1962年，第二次高考依然名落孙山。在溽暑寒冬的环境中，在陋室苦读的同时，他创作了不少文艺作品，但由于“家庭问题”，大量的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不能发表。1965年11月，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了一个精心制造的大冤案，遇罗克挺身而出，写下一篇篇击中姚文元一伙要害的论文，其中，《人民需不需要海瑞》一文，被1966年2月13日的《文汇报》改题压缩发表。在许多人惊慌迷惘之时，他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以一双锐目，对发生的一切作敏锐的观察和无情的批判。他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激烈抨击毁灭文化的倒退行为，反对别有用心地煽动一部分青少年的狂热性，对揪斗的黑帮深表同情。1966年8月30日，他让妹妹存放的日记被发现，更大的考验到来了。9月，从工厂“学习班”回来的当晚，他开始撰写《出身论》，决心以此为突破口，向戕害青年的反动的封建血统论宣战。文章列举大量事实控诉了血统论对青年的毒害，向全社会发起呼号，成为一篇战斗宣言。《出身论》完稿后，投寄中央没有回音，先用最简单的方法油印了几百份，后来，北京四中学生弁志京等人与他弟弟，办起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此文。七万份小报，一抢而空，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但，1967年4月，“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出来表态，公然说《出身论》是反动的。面对强大的压力，遇罗克坚强不屈，五次上书毛主席，表明自己的观点，同时又研究起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于1967年下半年撰写出《工资论》。在当年的“总结”中，他写道：“假如我不是把生命置之度外，我就绝不能写出这样的任何一篇来。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不出他之所料，写完总结的第五天，他被捕了。在频繁进行的几十次审讯中，他大义凛然，唇枪舌剑，同封建法西斯专制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拒不接受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一次次倾吐对党的深厚感情，同时无保留地陈述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他在狱中坚持读书，与难友一同搜集古典诗词。虽然“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林彪、“四人帮”把持下的法庭以“思想反动透顶”、“大造反革命舆论”等罪名欲置遇罗克于死地。他强烈地抗议不公的裁决。但在真理即死亡面前，他像英雄们一样昂起了高贵的头，给朋友、弟妹留下悲壮的诗篇。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为了坚持真理，渺视专制，二十七岁的遇罗克壮烈献身。9年后，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在这篇报告文学的写作过程中，两位作者走访了遇罗克的亲属、难友、同学和朋友，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全文分为五部分，每一部分均以遇罗克的一句话为小标题，材料翔实，观点鲜明，结构严谨，叙事生动完整。熔记叙议论为一炉，寓情感哲理于一体。不仅写得广而实，而且写得深而透。作者满怀对烈士的热爱与崇敬，写出烈士完整美丽的人格和精神，以烈士的日记、语言、作品贯穿全篇，同时加以艺术地刻画，使报告文学的写实性与艺术性得到充分的展现。作品向读者表明了一个真理：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和思想是不能够被消灭的。这篇作品，问世后颇受好评，引起较大反响，在1977——1980年全国首届优秀报告文学评选中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