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郗仲平
报告文学。作者理由。发表于《北京文艺》1979年11月号。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年颂》报道了北京清河毛纺厂的一名普通挡车女工索桂清的工作与生活。索桂清十九岁进毛纺厂当工人，恰值风华正茂，青春似锦。她身上没有家务的连累，心里没有忧愁的打扰，“上班好好干，下班好好玩”，把青年人的过剩精力宣泄在篮球架下，田径场上，游泳池里，乒乓球台旁……她性格开朗，在运动场上结交了一些男朋友。但她万万没想到这却使自己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成了革命的对象。她感到惊恐、委屈和厌倦，为了寻求安全和解脱，干脆结婚了。索桂清工作一向认真，但辛勤的劳动并没有给她换来做人的起码尊严。于是，她也象很多人一样，泡病假，带孩子，乐得逍遥自在。几年过去了，当索桂清在而立之年生下第二个孩子时，厂里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整人的人象匆匆过客，结束了他们的角色；被整的人，尤其是索桂清这样的小人物竟被人们遗忘了。然而，出自一名工人的良知，索桂清却没有忘记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常常扪心自问，“我这样晃荡下去，象个什么样子?我得上班去，争一口气!”她毅然把刚刚五十六天的小女儿托了出去，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上班了。索桂清工作的时间和空间都有限，每天八小时，按时交接班；四台织布机，人人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可就是在这有限的时空内，她不惜力，不走神，默默地付出了自己的贡献。一年过去了，索桂清没有请过事、病假，生产、开会双满勤，她进厂十几年第一次听到了表扬。索桂清的母亲患了食道癌，动手术那天她多么想守在母亲的身边啊，但她想到自己看管的四台织布机停一天，国家就要损失上千元的财富时，又不忍离开车间了。在母亲生病的一年里，索桂清尽到了做女儿的心意，但仍然没有请过一天假。索桂清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她依然坚持出满勤；两个孩子患病发高烧，索桂清就和同事倒班，夜间工作，白天照顾孩子，照旧不缺勤。六年间，索桂清的生产质量保持在第一流，出勤率保持在第一流，她默默地做着一名普通女工平凡的贡献。她的平凡终于得到了承认，她被评为工厂的先进标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年颂》这篇作品，可贵之处在于描写了一个平凡的小人物，通过索桂清心灵的麻木、复苏和振动，折射出时代的政治风暴在一个普通人的内心世界的投影，并通过她的喜怒哀乐反映出我国当前中年一代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作者所讴歌的对象实在是太平凡了。索桂清的全部先进事迹可以概括为“六年来，她先是为母亲送了终，继而又死了父亲，加上婆婆生病，孩子生病，她自己也累出病来……简直没有喘息的功夫。而她始终出满勤，干满活，使满劲”。作者却从这些平凡中发现了不平凡，用他细腻的笔触挖掘着这一普通而高尚的灵魂，又用对比的手法使其更加光彩照人。作者由此联想到：中年，扶老携幼的年华，“工作和生活的双重担子，沉重地压在肩上，最大限度地消耗着自身的能源，所得到的燃料补充却很少很少。如满载的船舱在漫长的航道上行驶，如负重的牦牛在浩瀚的戈壁上跋涉，把理想、希望、生活的使命、社会的重托，顽强地输送到彼岸。”本文正是通过对索桂清的肯定，肯定了中年一代是国家的筋骨。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厦，正是由千千万万默默苦干着的索桂清们支撑着，靠他们来增砖添瓦。至此，文章的主题得到充分的展示和深化，恰如本篇标题所示，这是一首中年的颂歌。《中年颂》在客观地反映了那场动乱给索桂清带来的困惑与不幸，反映了这代人生活的困难和经济的拮据，引导读者认识到在如此的生活背景下无私奉献的崇高，激发起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意识，进而形成一股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中年颂》发表后，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反响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