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殷芸·牛郎织女

亦题《织女》、《牵牛织女》。南朝梁神话小说。原载《殷芸小说》(今本无)，见《月令广义·七月令》引文。袁珂《古神话选释》选录。这是较早从正面记叙牛郎织女故事的小说。叙述：天河的东岸住着织女，她是天帝的女儿，年年在织布机前投梭织布，劳苦操作，织成了云锦天衣。天帝怜念她独居无偶，允许将她嫁给河西的牵牛郎。哪知道她婚后却把织作事情荒废了。天帝恼怒，责令她仍旧回到河东去住，只允许她一年一度和牛郎相会。这则神话传说，写出了牛郎织女的神婚及“一年一度相会”的原委，曲折地反映了古代人民对男耕女织、夫妻恩爱的美满幸福生活的向往。从故事内容看，它经过了封建文人的篡改，因此才将牛郎织女的被罚、阻隔天河，诿之于织女的嫁后贪欢，懒惰废织。从这里也可看出：篡改者一方面在给残暴的天帝涂脂抹粉，使读者看起来他是这样好心(“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而公正;另方面也站在夫权主义立场，歧视妇女，而加重妇女的罪戾(不说牛郎废耕，单说织女废织)。这些封建思想，实属糟粕(参见袁珂《神话选译百题》)。作品虽经窜改，但它还没有完全失去其原始性质，大体上展现了牛女神话的基本框架。其主人公织女、牛郎，是两个“女织男牧(或耕)”的劳动者的“平民形象”。尤其是织女，她“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她与牛郎的结合，才使孤苦劳作的命运有所改变。她分明是勤苦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的象征。她与牛郎的婚配，寄托了劳动者的美好愿望。但她与牛郎的美满生活却遭到了权力大神——“天帝”的破坏。“天帝”以“废织”(《太平御览》卷三十引《日纬书》谓“牵牛娶织女，取天帝二万备礼，久而不还”)为由，责令织女归天河之东，只许他们“一年一度相会”。这种把牛女夫妻活活拆散的粗暴作法，暴露了“天帝”的丑恶嘴脸。本篇小说结构完整、想象朴素，情节本身具有生动性，主要人物形象具有可爱性，所以，这一故事虽然粗朴(“粗陈梗概”)，但它也具有“永久的魅力”。神话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古民们对现实世界的朴素想象，也反映了他们对宇宙的直观认识。本篇故事起源甚古，它即是古民对天象观察认识的幻想反映。本文说“天河之东有织女”(今织女星则在银河西)。据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第三章说，“据计算，公元前2400年，河鼓(牛郎星)在织女西”，所以公元前2400年，大概产生了牛女神话。那时正是夏朝之前的父权制时代。马克思曾说：“古代各族是在幻想、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牛女神话就是当时所创造的“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到夏代，古民们曾用织女星所向以定四时(见《夏小正》)，足见织女星对远古人的影响。人们把天上的两颗星宿说成是一对夫妻，这是对偶婚在神话中的反映。牵牛在天河西，织女在天河东，东升西落，男跑女追，紧紧相随，这大概与父权制时代妇女地位下降，而在情爱方面得要主动、大胆有关吧。随着对天象的长期观察，古民们发现牛、女二星宿总是两相离，不能聚在一起，大概由此萌发了牛、女二人一年才得相会的创作动机吧。另一方面从父权制到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产生了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其阶级特征反映在神话上，就是上帝的出现。牛女神话中的“天帝”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最高统治者、压迫者的投影。所以他拆散牛女美满生活，极易引起人们对他的不满和对牛女遭遇的同情。这就是这个故事反封建色彩颇浓的原因。周秦时代，《诗·大东》也提到了牛女故事(“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但诗作与牛女故事的主旨无涉，它只是牛女神话生发出来的小支流。汉代的《淮南子》有“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岁时广记》卷二十六引文)，《风俗通》有“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岁华纪丽》卷三引文)等记载，这大概是古人观察天象时，发现七月初的黄昏，牛女二星都出现在子午线上，看似距离相近多了;这时又是乌鹊脱毛的季节，从而幻想出了七月七日牛女鹊桥相会的传说。东汉末年还出现了《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的抒情诗，把牛女神话“诗化”了。魏晋时代，张华《博物志》又有“天河与海通”，记一个海岛上的人乘浮槎到天河遇牛女事;《集林》记有一人寻河源，入天河中遇织女浣纱，并得织女所赐支机石之事。这是两则侧面记叙牛女事的神话，其中已杂入关于仙境和相星术的观念，使牛女故事“仙话化”了。而殷芸《小说》这篇神话虽然记载晚了些，但它并未脱离牛女爱情故事的本体，也算牛女故事中的佳作之一。牛女故事在“唐宋以后又和‘天鹅女郎’、‘山伯英台’两个故事混合，变成了今天流行全国各地的三种情节不同的牛女故事的类型，但是其中只有‘鸟鹊添河’型才属于这个神话的传统形式。”(范宁《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见《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