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王琰·慧达

南朝梁志怪小说。王琰撰。原载《冥祥记》。《法苑珠林》卷一○三及卷八十六录载。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选录。小说叙写：晋代有一沙门慧达，姓刘名萨荷。出家前，长于军旅，不闻佛法，尚武好猎。三十一岁时暴病而死，七日后又复苏。他复生后对人们说：“刚死的时候，有两人把他缚绑而去，向西北行。忽见一人执弓带剑，指示他们朝西行。见屋舍甚多，荷入一家乞食，忽闻空中言：“勿与之也。”有人从地下跳出，执铁棒来打他。荷急忙逃走。又向西北行，见一老妪乘车，送他一本书。再西北到一家，有一老妪坐在门外，屋内一女子要走了他的书卷。一会儿有两沙门来，让他归命佛门，因随沙门俱行。老远看见一城，很像长安城，只是非常黑，原来是一座铁城。见一人，身材高大，肤黑如漆，头发曳地，沙门告诉他，这便是地狱中的鬼。随后又见过了“寒冰狱”和“刀山地狱”，并在“寒冰狱”与从伯相逢，知道了入地狱的缘由。一会儿，忽见一片金色，有一人身高两丈多，仪貌堂堂，通体金黄，十分威严，原来是观世音大士到，众人皆起迎礼，观世音大士为众人细说佛法，语毕起身东行。荷又南行，来到一座数十丈的高台下接受审问，因他生前曾射鹿、伤雉、杀雁，所以被两次投入汤镬之中，煎熬得遍体溃烂。惩罚已毕，他又被遣入一大城中，因他受的是轻刑，还可以生还，于是被人推引，附形复生。从此后他便出家奉佛，法名慧达。作品通过慧达复生后自述地狱中的见闻，宣扬了善恶报应的思想，以规劝世人弃恶从善，笃信佛教。故事虽然有较浓的迷信色彩，但联系当时动乱的社会环境去看，佛教之所以在六朝盛行，除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提倡外，也与人民群众反对杀生流血，厌恶长期战乱，希求安定和平的社会理想有直接关系。这种社会理想自己力不能及，于是便寄希望于神明。作品在艺术上是比较成功的，主要特点有：(1)想象神奇，大胆运用新鲜奇特的幻想情节，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暴死而复生已为新奇，地狱之行见更透出特异。观世音大士显现说法，写得幻诞万端。这样的佛法神力变化的浪漫情节，对后世志怪和神魔小说的艺术构思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启示作用。(2)文笔委曲，叙事详尽缜密。如写黄泉路上的见闻：有两人执缚押送;执弓带剑者指路;地踊之人杵击;乘车老妪送书;虎牙老妪端坐;还有空中飘来的声言;索书女子的言谈;与二沙门的对话，都写得细腻详尽，历历在目。特别是关于诸处地狱的叙写，更是精笔工描。写铁城之鬼，“身甚长大，肤黑如漆，头发曳地”，凶鬼恶煞，狰狞可怕。状寒冰狱：“其处甚寒，有冰如席，飞散著人头，头断;著脚，脚断。”阴森恐怖，惊心动魄。诉地狱之刑：“有人以叉叉之，投镬汤中，自视四体，溃然烂碎。”刑法严酷，惊世骇俗。显观世音大士之威仪：“俄而忽见金色，晖明皎然，见人长二丈许，相好严华，体黄金色。”威严祥和，令人肃然起敬。作者不惜笔墨，极尽详密。但在诸狱的详写之后，对刀山地狱却一带而过，显得详略得宜。(3)六朝以前的小说，注重情节叙述，少有场景描写，所以显得简约单调;而本文在叙事的同时，对场景也作了刻意的描写。如：“向西北行，行路转高，稍得平衢，两边列树”;“屋舍其多，白壁赤柱”;“屋内床帐光丽，竹床青几”;“山南大道，广百余步……，道边有高座，高数十丈。”这种场景的烘托和渲染，给事件的发展和人物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环境，和以前的小说相比，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它是志怪小说趋于成熟的标志。(4)作品脉络清晰，结构合理。小说以刘萨荷的行踪为线索经纬全文，他的生而死、死而又生的经历与遭遇，构成故事情节的主干。开篇以他的复生引起，最后又以他的复生作结，首尾照应，故事完整。而小说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人物复生后的自述，用倒叙手法表现出来的。更为可观的是，在整个地狱世界的描写中，作者处处以方位名词启笔：“向西北行……将荷西行……复西北行……将荷西行……复西北行……西至一家……出南大道”。通过方位的变化标其行踪之变化，移步而换景，串起七天阴间之行的见闻，把个纷纭复杂的地狱生活的各方面，都条理井然的纳入笔下，娓娓叙来，没有丝毫的纷乱之惑，非大手笔不能为也。就小说的整体而言，长达一千五百言的宏篇，幻诞万端的构想，新鲜奇特的情节，生动细致的描写，精巧绝妙的结构，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都显示了它在小说艺术上的长足进步。它已不再是“粗陈梗概”的片段记述，而是比唐传奇并不逊色的短篇小说。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它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兴福》亦载有慧达故事(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