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有论》的主要内容,《崇有论》导读

《崇有论》是中国古代的一篇哲学论著。西晋裴頠撰。收入《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光绪中，该文又由严可均辑入 《全上古三代汉魏三国六朝文·全晋文》。

裴頠 (267-300)，字逸民，河东闻喜 (今属山西) 人。曾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等职，以善言 “名理”为时人所推重。因 “疾世俗尚虚无之理”著《崇有论》“以抑之”。晋惠帝永康元年，因反对赵王司马伦贪暴，为司马伦所杀。著有 《惠帝起居注》、《辨才论》、《裴頠集》均已亡佚。

《崇有论》分五段，1368字。第一段提出了对世界的总的看法。认为“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指出道非虚无，而是有形有象，正是这种 “总混群本”才构成了 “宗极之道”。因此宗极之道应建筑在具体的 “有”基础之上，而不是抽象的 “无”的基础之上。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又有着与其他事物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事物的性质及其关系的规律称为 “理”; 每个事物的存在所依赖的东西称为“资”; “资”如能合乎该事物的需要叫作 “宜”; “道”、“理”、“宜”、“情”都立足于 “有”。作者提出 “用夫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享，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不过用”，才是应遵循的政治与道德规范，而统治者应该 “绥理群生，训物垂范”，这才是圣人为政之道。第二段着重分析流行于一时的 “贵无论”产生的社会根源 。指出由于 “欲衍”造成 “速患”，“情佚”引起 “怨博”，“擅恣”激发 “兴攻”，“专利”引发 “延寇”，“厚生”导致“失生”，所以社会上许多人“察失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对于这种矫任过正的“贵无论”，君主们必须“慎所教”，不可不审“昏明所阶”。第三第四段论述贵无论的流行给封建政治与道德造成的恶劣影响。指出贵无论者大谈虚无之理，“多往弗返”以至走向极端，使整个社会都 “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立言者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这样势必造成放任形骸，尊卑失序，贵贱混淆，礼崩乐坏的严重后果，危及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又贵无论者依据《老子》一书的“无”为其张本，文章认为《老子》虽“以无为辞”却“旨在全有”。贵无论者将老子学说理解为“以无为宗”是片面的见解。第五段与第一段首尾呼应，从哲学上综论“有”、“无”。认为“有”和“无”都是具体的，“无”不能生有，事物的客观存在，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其规律，也不是“无”所能概括的，从而肯定了“有”的绝对性和普遍性。最后作者借捕鱼不能静坐而得鱼，猎鸟也不能徒手而得鸟为例说明，捕鱼、捉鸟所使用的工具和积累的经验就是有而不是空谈 “无”就能具备的。

《崇有论》文约义丰，逻辑严密。它从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和儒家传统的礼制的权威出发，从本体论上来论证“崇有”优于“贵无”，矫玄学虚诞之弊，使玄学更好地适应西晋统一事业的需要，为统治者提供“内圣外王”之道，在当时就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果没有裴頠树起‘崇有’的旗帜维护名教，也许玄学的发展会走上另一条与现实越离越远的道路”(任继愈主编《中日哲学发展史》)。《崇有论》强调存在就是本体，并论述了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它“确实表现了某些天才的闪光”，(同上书)虽然它试图直接从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存在，并忽视了“有”与“无”之间的对立统一，但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是“一次极有价值的探索”。也是一次对传统思想模式的突破。”(同上书)故此论问世后，立刻引起贵无论者的责难，但多“莫能折”(《世说新语·文学》)。当时的贵无论者乐广与裴頠讨论《崇有论》，“頠辞喻丰博，广自以体虚无，笑而不复言。”(同上书)这都说明《崇有论》对风行一时的贵无论玄学是一种挑战。裴頠以后的孙盛、王坦之等人进一步将“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结合起来，建立了更为精致的玄学理论。他们的成绩是建筑在《崇有论》基础之上的。

参考文献

• 1.裴頠:《崇有论》,见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58。
•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6。
• 3.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