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国志》的主要内容,《大金国志》导读

《大金国志》是一部系统记载女真族建立金朝始末的史著。旧题宇文懋昭撰。最后成书约在元代中期。现存最早的本子为近人罗振玉、傅增湘等收藏的三个明代钞本。清扫叶山房本为通行本。近人章钰利用三个明钞本，统校扫叶山房本，今人崔文印又充分吸收了章钰、傅增湘等人的校勘成果，考订出该书史文的具体出处，编成 《大金国志校证》一书，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代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宇文懋昭，生平事迹无考，旧本题淮西归正人宇文懋昭撰，并有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进书表一通，称“偷生淮浦，窃禄金朝”，可见是一个从金统治区投奔南宋的人于金亡那年写成的。由于书中对宋、金、元的称谓不同，加上所叙事实、所引之书有晚于端平元年的，故后人多怀疑此书为伪作，或至少是经过后人窜改过的。经崔文印详细考证，认为从时间下限看，金海陵帝南伐的正隆六年(1161)是原书帝纪的结束，即包括卷1至卷15的帝纪，卷27的开国功臣传以及杂录、杂载制度亦为原著。而卷16至卷26的帝纪和两卷文学翰苑传，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十分低劣，显系入元以后的狗尾续貂之作。

《大金国志》共40卷。卷首有进书表一通，金国初兴本末、世系图、九主年谱各一;卷1至卷26为金朝诸帝纪;卷27为开国功臣传;卷28、29为文学翰苑传;卷30至卷32为杂录，载有金朝所立傀儡张邦昌、刘豫诸事;卷33至卷39为制度，包括天文、地理、京城、陵庙、仪卫、车旗、服色、官品、诰敕、除授、科举、条教、赦宥、田猎、屯田、军队以及婚姻、饮食等各种制度;卷40节录了许元宗奉使行程录。全书体例驳杂，前26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太祖完颜旻至义宗皇帝金朝九主的史事，后14卷则为纪传体，与正史中的列传、志相似。

《大金国志》的成书要早于《金史》，而且，它也是《金史》之外唯一的一部系统的金代史著，是研究金史必不可少的基本史料。官修《金史》的资料来源主要取自实录和国史，而《大金国志》则有所不同。元人苏天爵提到：“叶隆礼、宇文懋昭为辽、金国志，皆不及见国史。”(见 《滋溪文稿》卷25 《三史质疑》)排除了该书钞自 《金史》的可能性。从卷1至卷15的帝纪内容看，写法有纲有目，属于纲类文字顶格写，属于目类文字低一格写，前者大致取资于《中兴小纪》、《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宋十朝纲要》诸书，后者是大段史文的征引，主要取自 《金虏节要》、《松漠纪闻》等书。整整十五卷纪年，条分缕析，把金朝从草创到巩固发展约40多年历史，简单明了地概述出来。如海陵王一朝的记载，《金史》中既片面又简略，在本书中却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关于议论迁都燕京的决策过程，《金史》中更不见有记载。又如典章制度，《金史》多详于世宗大定年以后，而本书却止于海陵王末、大定初年，显然可以与 《金史》相互参考，如卷38的“京府州军”对大定以前的建置、沿革、损益记载得十分清楚，以致钱大昕赞为“总京府州军计之.正合百七十九之数，是足以订史文之误矣。”(见 《廿二史考异》卷84)其他诸如宫阙制度、职官舆服、杂色仪制等都详载无遗，对全面了解金朝典制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本书在校勘方面的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如汇录了有关张邦昌、刘豫所建楚、齐政权的若干资料，辑录了部分宋金往来誓书等，虽然可以在《三朝北盟会编》、《大金吊伐录》诸书中找到，但文字却有不同。又如许元宗的 “行程录”，尽管也是节略，由于来源不同，与《 三朝北盟会编》 相校，后者有大段脱文。至于本书所钞撮的宋元时期各种记载，有的迄今尚能考出，有的却早已散佚(如元好问的《壬辰杂编》)，幸赖此书得以保存，其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

前人评价 《大金国志》“多荒谬无稽，复沓冗俗”，这实为过分之语。书中的庙号谥号混淆、时间前后倒错、人物张冠李戴，事件无中生有等诸多错误，经崔文印考辨，认为是续作者低劣加工所致，不是宇文懋昭原著的过失。当然，原著中亦有采自野闻里说，遗闻轶事之处，不尽可信，但大部分记事是与他书相印证或可补他书之不足的。”

参考文献

• 1. 元苏天爵: 《三史质疑》,载《滋溪文稿》卷25。
• 2. 崔文印: 《大金国志校证》,中华书局,1986。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