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主要内容,《聊斋志异》导读

《聊斋志异》是产生于清初康熙年间的一部写鬼写妖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它是作者蒲松龄在广泛搜集民间神怪传说的基础上创作的。康熙十八年(1679)初具规模，并开始流传;在以后近30年间不断增补，最后完成。现存作者手稿本半部，4册，存文237篇，藏于辽宁省图书馆，1955年由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本书现存抄本多种。最早的是山东省图书馆所藏康熙间抄本，存4整册又两残册，计250篇。比较完整的抄本有三：一是雍正年间无名氏所抄《异史》，6卷12册，列目485篇，其一有目无文，其五一目二文，实含489篇，是迄今发现的抄本中存文最多的一种，藏于中国书店;二是乾隆十六年历城张希杰所抄铸雪斋本，12卷488篇，内含有目缺文者14篇，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三是24卷抄本，抄写时间尚待考定，收文474篇，藏于山东人民出版社。这三个抄本都已影印出版，后两种还出了排印本。本书最早的刻本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赵起杲所刻青柯亭本，16卷，收文465篇。后来的许多刻本大都依据此本。此外还有拾遗本、选刻本多种。评点本书的先后有王士禛、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等十余家，现存何评本，但评本和王、冯、何、但合评本。清代注释本书的有吕湛思、何垠两家，各有注本。1963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张友鹤辑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12卷，494篇，50多万字，是本书收文最多最全的本子。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朱其铠主编的 《新注全本聊斋志异》，卷数、篇数与三会本同。是迄今最详尽的白话注本。本书部分作品从19世纪中期开始被陆续译成各种外文，至本世纪80年代，已有东西方近20种文字的选译本，还有日文和朝鲜文的全译本。

本书作者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象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市)蒲家庄人。他出身于日趋败落的 “书香继世”的家庭，19岁出应童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考取秀才，受到当时任山东学政的诗人施闰章的赏识。随即与同年进学的李尧臣、张笃庆等结郢中诗社，吟诗作赋，切磋文业，但屡试不售，困于名场。由于家境日贫，生计所迫，他不得不去缙绅家坐馆教书，并在31岁时应同县进士孙蕙之请南下江苏，在宝应、高邮为这位知县做一年幕宾;回淄川后继续授徒和应考。他前后坐馆40余年，应考也到60来岁，始终未能中举，直到72岁闲居在家，才援例拔为岁贡生，4年后就去世了。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这对他的创作影响极大。他一方面满怀抑郁不平之气，慨叹“仕途黑暗，公道不彰”;同时身居下层，了解民众疾苦，“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均见《与韩刺使樾依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力“搜抉奇怪”，寄情狐鬼，写出这部“孤愤之书”。蒲松龄是个多产而又多能的作家，小说之外，作诗千余首，填词百余阕，著文500余篇，编写戏剧3种，俚曲14种，还为农村写了 《农桑经》、《药祟书》、《日用俗字》等通俗读物，除去一小部分已经散佚，都被收入路大荒所编 《蒲松龄集》和蒲松龄纪念馆所编 《聊斋佚文辑注》。

《聊斋》近500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怪闻异事的记录，并无作者蒲松龄的虚构。这一类篇数不少，但篇幅短小，不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其二是蒲松龄的艺术创作，其中许多篇虽有民间传说的基础，但那传说一般只有题材的意义，整个作品还是作家的创造物。这一类篇幅大多较长，是本书的主体。全书题材广泛，思想内容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揭露官贪吏虐的官场。上自皇帝、宰相、封疆大吏，下至州官、县令、役吏公差，诸多官场人物多是本书的不光彩角色。《促织》中的明宣宗朱瞻基好斗蟋蟀，“岁征民间”，害得百姓成名几乎家破人亡，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并直接发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的慨叹和呼吁。《梦狼》创造一幅县官化为猛虎、堂下坐卧皆狼，“墀中白骨如山”的奇幻图画，用以隐喻“官虎吏狼”的封建官府。篇末异史氏曰：“窃叹天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这说明作者看到了官贪吏虐、鱼肉人民的普遍性。此外，《席方平》、《续黄粱》、《吴令》、《淮水狐》、《鸮鸟》、《鸟语》、《库官》、《放蝶》等篇都以幻异的形象结构从不同的方面揭示官场的黑暗、腐败。其中有些作品还指名道姓地抨击明末清初的贪官污吏，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社会性。还有一些作品 (如《向杲》、《红玉》)把抨击官场与揭露豪绅结合起来，写出两者的狼狈为奸，欺压良善，从而显出封建官吏是 “势家役”的阶级本质。

(二) 揭露腐败、混沌的科场。《司文郎》、《于去恶》、《贾奉雉》及12卷本卷10的《三生》等一批作品，着重表现考官的盲心瞽目、昏聩无能，“黜佳士而进凡庸”，将他们比作爱钱的和峤、瞎眼的师旷，将八股文比作敲门砖。另一批作品，如《考弊司》、《饿鬼》、《公孙夏》、《司训》，把矛头指向各级学官，揭露学政、训导之流贪污舞弊、敲诈勒索，讽喻当时的捐官之制和卖官之风。《神女》写学官府中“上下勒索”，致使好心的神女不得不摘下头上的珠花送给秀才作 “进身之资”。还有《叶生》、《王子安》、《冷生》等篇，或写士子怀才不遇的悲苦心理、郁郁而死的悲惨遭际，或写他们醉心八股文、向往飞黄腾达以致迷迷痴痴魂梦相逐的精神状态，显示了科举对当时读书人心灵的腐蚀、戕害和深刻影响。

(三)讥刺、讽喻恶劣的世风。作者借《于去恶》中的策问题目写道：“自古邪辟固多，而世风至今日，奸情丑态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狱所不得尽，抑非十八狱所能容。”这实际上就是对当时社会恶劣世风的概括描述。基于这样的认识，便在一些作品中加以描写和表现。《胡四娘》、《陈锡九》、《宫梦弼》等着重表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兄弟、姊妹、翁婿、朋友的亲与疏都随贫富贵贱而转移。在《镜听》中，父母对儿子也是这样，儿子考中与否，父母“冷暖相形”，“又因子而及其妇”，显示出“贫穷则父母不子”的人际关系。《三朝元老》、《厍将军》、《酒狂》、《王大》等一批作品创造了从投降变节、忘恩负义到酒鬼、赌徒形形色色可鄙可笑的人物形象。《夏雪》更借大王神要人称他“大老爷”的荒诞意象嘲讽康熙年间官绅称谓不断升级的骄谄世风。

(四)讴歌爱情和美好的人情。如果说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是讽喻现实的丑和恶，构成寓意小说，那么，这第四方面内容则是表现人性的美与善，造成大批人情小说。特别是那些写鬼狐花妖与人亲爱、婚恋之作，使现实社会中被束缚、压抑的男女情爱得到解放和发挥，并被渲染到如醉如狂、如火如荼的地步，不仅具有反封建理学的思想精神，而且以奇幻的形象、手段把生活中的爱情加以美化、诗化，创造了一系列执着于性爱至情的主人公和富于美感的艺术境界。《婴宁》中的狐女婴宁天真烂漫无以复加，憨生爱笑无所顾忌，实在是对“妇德”、“女戒”的一种否定。她与王子服自由自在的爱情、婚恋像她本人那样既纯且美，大大超越生活现实。《香玉》中的女主人公是白牡丹花妖，与黄生生相爱恋，死相殉情，“花以鬼从，人以魂寄”，达到忘生忘死的境地。另如《白秋练》、《晚霞》、《连琐》、《小谢》、《葛巾》、《聂小倩》、《伍秋月》、《西湖主》、《绿衣女》、《青凤》、《莲香》、《荷花三娘子》等许许多多名篇佳什都是讴歌爱情的杰作。还有《连城》那样写人与人婚恋的作品，男女主人公互为知己，倾心相爱，遭到严父、未婚夫家和官府的重重阻挠，最后经过双双死而复生的磨难，方才冲破父权、夫权、政权的封建壁垒，得以团聚，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此外一些作品，如《娇娜》、《宦娘》、《狐梦》、《封三娘》等，并不着重写男女爱情，而是大写同性或异性的纯洁友情、姊妹之间的戏谑亲情，显示人的心灵美与情致美，体现了作者对人际关系又一方面的生活理想。

(五)为奇女奇男传神写照。《聊斋志异》也有一批只写现实人事的作品，但那都不是一般人事，而是超群出众的非常人事。侠客惩办贪官(《王者》);义士为人杀仇(《崔猛》)，将军慷慨报恩(《大力将军》)，猎人舍生取义 (《田七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种作品，妇女的形象尤为突出，运用浪漫主义的笔调绘出一个巾帼奇人的艺术画廊。其中有胆识过人，手刃仇雠的商三官、庚娘;巧计六出，严惩恶兵的张氏妇;压倒须眉，登第居官的才女颜氏;貌丑义高，为异性知己御侮理家的乔女;“艳如桃李”、“冷若冰雪”，无视贞操观念，不婚而为友人生子延嗣的侠女。还有疾恶如仇的细侯、严于教子的细柳，也各有可歌可泣的奇迹。此外，《胭脂》、《折狱》等一批公案小说，着意歌颂用心民事、断案精明的官吏，富于现实性和传奇性，也可视为这类作品的一个分支。

(六)记述琐闻，作生活素描。这部分作品大都篇幅短小，常写生活中一个镜头。蛇癖吞蛇，巫婆下神，地震景象，山市奇观，魔术师空桶出米，气功师指断牛项，卖艺人击蛙成曲，售药女口舌绝技，凡此种种，都以简括之笔造成可观的艺术形象，令人耳目一新。至于《金和尚》、《偷桃》等篇幅较长的生活特写，更是此种作品的翘楚，人物、场景生动逼肖，真切如画，富于韵味和艺术美感。

本书传世300年来，风行天下，经久不衰，在汗牛充栋的志怪书中卓然特立，独领风骚，价值和成就是多方面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至关重要的两点：“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这是《聊斋》与其前其后志怪之作的显著区别，也是它成为文言小说之最的根本原因。《聊斋》不仅是文言小说的压卷之作，也是短篇小说艺术发展的一座丰碑，无论构思和描写，都达到新的艺术高度，蒲松龄因而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郭沫若为蒲松龄故居题写一联：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对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造诣作了精辟的概括;李希凡的题辞是：“聊斋红楼，一短一长，千古绝唱，万世流芳。”对本书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了中肯的评价。

本书对后来的文言小说创作影响很大，行世以后，以鬼怪奇幻讽世写情之作相继而出，不胜枚举，袁枚的《子不语》、沈起凤的《谐铎》、浩歌十的《萤窗异草》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对《聊斋》体例颇有微辞的纪昀写出《阅微草堂笔记》，也还是受了《聊斋》的影响。直到清末民初，还有人写《后聊斋》、《女聊斋》等续貂之作。

对本书的研究，几乎从其行世之日就开始了，但都采取序跋、题辞、评点、笔记等类形式，至本世纪始有文学史家评述;至于各种专题研究，则是30年代以来的事。这又可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有所成就。第二阶段是建国后的前30年，研究工作多方面展开。首先还是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成绩斐然，《蒲松龄集》与三会本《聊斋志异》的出版为本书及其作者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完备、可靠的资料。其次，对作者与作品也有较多的研讨、评介，并有此种专著出版。但论述思想内容较多，探求艺术成就甚少，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第三阶段是80年代的10年，由于思想的解放，对本书及作者蒲松龄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深度和广度，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前一阶段，先后出版专著和文集1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之多，论及作者的生平、思想、为人、著述，《聊斋》的版本、题材、产生时代、创作过程、思想倾向、艺术成就等各个领域;艺术论与赏析文章占较大比重，纠正了前一阶段的偏向。与此同时，对作者身世、作品评价、稿本面貌等问题展开讨论，使研究日趋深入。其中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是本书及其作者是否具有反清的民族思想倾向问题，肯定与否定的两种意见至今时有发表，尚未定论。另外，数十年来，海外也有一批学者致力于蒲学与《聊斋》的研究，台湾、日本成绩尤著，成为此项研究得力的一翼。

参考文献

• 1. 路大荒: 《蒲松龄年谱》,齐鲁书社,1986。
• 2.杨柳:《聊斋志异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
• 3. 唐富龄:《文言小说高峰的回归》,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 4. 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