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主要内容,《墨子》导读

《墨子》是一部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旧题战国墨翟撰。大部分是墨子子弟或再传弟子记述的墨子言行。

墨子(约前468—前376)，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姓墨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宋昭公时曾为宋国大夫。早年曾习儒术，因不满其“礼”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身体力行，率徒奔波于齐、鲁、宋、楚、卫、魏等国，向王公大人，宣传其政治主张，制止了多次战争。其中以与公输般论战，止楚攻宋最为著名。其学派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在当时为 “显学”之一。《墨子》原有71篇，今存53篇，为研究墨子和墨家思想的基本材料。其他有关墨子言行的记载，散见于《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

《墨子》各篇就其内容，可以分为五组： 第一组7篇：《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前3篇系儒家言论，是后人伪造的，不能认为墨学。后4篇是根据墨学，作提纲挈领的阐述。但《三辩》有阙文，看程繁和墨子问答，辞意不相关联，即可明白有残缺的地方。第二组24篇：《尚贤》上、中、下，《尚同》上、中、下，《兼爱》上、中、下，《非攻》上、中、下，《节用》 上、中、下，《节葬》 下、《天志》上、中、下，《明鬼》 下，《非乐》上，《非命》上、中、下，《非儒》 下。这24篇代表了墨子的主要思想，除 《非儒》外，每篇皆有 “子墨子曰”，可以证明是门弟子记述的。其中所分上、中、下篇，内容基本相同，为墨家三派各记其闻所致。第三组6篇： 《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这6篇是讲墨家的思想方法，晋鲁胜称它为 《墨辩》，后人称之为《墨经》，为后期墨家著作，其文字，经千余年来“不能句读”，清代毕沅据《经》上篇“读此书旁行”五个字，才领悟到旧本分上下两行横列，下行是解释上行的，从此人们才能读得下去(毕沅《墨子注》)。其中在认识论、逻辑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对早期墨家思想有新的发展和贡献。第四组五篇： 《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是记墨子和弟子们的活动和言论，其体裁有类儒家的 《论语》，里面的材料也是墨子学说的精华。第五组11篇： 《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这11篇记录了墨子对战争防御和制造器械方法等战术措施的言论。过去一般研究《墨子》的都不重视，其实这是中国古代机械工艺的具体表现，说明《墨子》书中有许多条的科学原理，不是抽象的，而是经过实践的事实。有人认为此十一篇为汉人编撰。

《墨子》一书在认识论和逻辑学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强调人类的感觉经验，制定了作为言论准则的“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这段话中所提到的“本”、“原”、“用”这三个方面即是“三表”法。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也就是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三条标准。可以说，这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认识真理标准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书中还提出 “非以其名，亦以其取也” (同上)与“察吾言之类”，以 “明其故” (《非命下》)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命题。在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上，强调 “善”与 “用”、“志”与 “功” 的统一。把“利”放在重要地位，认为 “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其“仁”的含义有别于儒家。

在政治问题上，《墨子》提出 “尚贤”的主张。认为：“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治国的根本措施就在于“尚贤事(使)能”。他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实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众贤”的办法就是把国家中的贤能之士都挑选出来，“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要做到这样，就必须坚持 “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为此，书中主张 “上举义不辟(避)贫贱”、“不辟亲疏”、“不辟远近”、“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故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贤者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尚贤中》)原来贫贱的人，只要是贤能就应该上升为富贵的人，而原来富贵的人，假如不贤无能，也应该降为贫贱。“尚贤”的主张仅只要求当时的国君不分等级，举用各种贤才。墨子更把它发展到“尚同”的主张即认为最高的统治者的职位，也应该由“贤者”担任。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反对贵族的世袭制，反对儒家的亲亲尊尊，要求不偏富贵，不避贫贱，天下同义。

《墨子》一书中的中心理论就是“兼爱”，主张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主张“以兼易别”(《兼爱下》)，使“天下兼相爱”(《兼爱上》)，人与人之间应“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下》)。书中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出发，主张“非攻”，抨击 “攻伐无罪之国” 的掠夺战争为 “天下之巨害”( 《非攻下》)，但不反对诛有罪之君的正义战争。

书中又提倡“节用”、“节葬”、“非乐”。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奢侈享乐的生活和厚葬久丧、靡费财物的习俗。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意识到劳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提出“非命”，认为 “天命论”是 “暴王作之，穷人术 (述) 之” ( 《非命下》)，“此为天下之厚害也。”(《非命中》)强调要用“强”、“力”来改变生活境遇，“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非命下》)书中又有“天志”、“明鬼”说，仍保留鬼神宗教形式，没有摆脱殷周传统的思想形式，为其学说中的迷信落后成分，但又成为贯彻其政治主张的工具。以上这些内容便是构成《墨子》一书整个思想体系。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思想，为我国哲学史上宝贵的遗产，但也存在着某些消极部分。

自从秦汉统一以后，墨家逐渐成为 “绝学”。但《墨子》一书中的思想内容，则为后世其他各家所吸收、改造融会成形成新的学派。如书中的 “尚贤”、“尚同”政治理想就为商鞅、韩非所吸收，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法家”。书中的“天志”、“明鬼”的宗教观也为汉儒董仲舒的更加精致的“天人感应”说所代替。书中带有原始平均色彩的“兼爱”学说，也被战国后期的儒家所吸取改造，成为《礼记·礼运》篇大同思想的滥觞。所以，《墨子》一书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磨灭的。

《墨子》最早有西晋鲁胜注本，早佚。宋代乐台注《墨子》，仅有 《亲士》至 《尚同》十三篇，已佚。《四部丛刊》收入为影印明嘉靖唐尧臣刻本。现存注本有清毕沅《墨子注》、曹耀湘《墨子笺》、王树楠《墨子斠注补正》、刘师培《墨子拾补》、张惠言《墨子经说解》、梁启超 《墨经校释》、胡适 《墨辩新诂》等，通行注本为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是书有家刻本、光绪活字本、涵芬楼影印刻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等。1954年中华书局以《国学基本丛书》本旧纸型重印《墨子间诂》。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高亨《墨经校诠》、谭戒甫《墨辩发微》，古籍出版社出版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均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