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的主要内容,《吕氏春秋》导读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杂家著作。为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所撰。一说成书于秦始皇八年 (前239)，《序意》篇云： “维秦八年，岁在涒滩”可证。一说系吕不韦迁蜀时所作。司马迁有“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之说。最早刻本为元至正 (1341—1368)年间刊本。明代刻本计有十余种，较重要的有弘治十一年(1498)李瀚本，嘉靖七年(1528)许宗鲁本，万历(1573—1619)年间的宋邦义刻本、汪一鸾刻本、凌稚隆套印本等。清乾隆(1736—1795)年间，毕沅根据元刻本和他所能见到的部分明刻本，进行了全面校正。近人进行校释的有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本，蒋维兴、杨宽等人《吕氏春秋汇校》本，今人有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本。此外本书亦收入 《诸子集成》、《二十二子》。

吕不韦 (?—前235)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巨商，因帮助秦始皇父亲子楚继承秦国王位，被封为丞相，文信侯。执政时出兵灭东周，又攻取韩、赵、卫三国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门下有食客三千，家僮万人。曾命门客 “人人著所闻”，汇编成 《吕氏春秋》。秦王政亲理政务后，被免职，后又被迁蜀，忧惧饮鸩而亡。

本书编排自成体系，设十二纪，八览，六论，共26卷，160篇，20万言。该书在 《用众》篇中说：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在治学上，只要善取“众知”之长，以补自己之短，就可以集腋成裘，达到 “无畏乎尧舜”的地步。为此，是书广融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诸家，建构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先秦各家思想最大的综合者。

《尽数》、《圜道》、《大乐》、《序意》、《有始》、《应同》、《先识》 、《观世》、《正名》、《知度》、《别类》、《有度》等篇，反映了它的哲学思想，它吸收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思想，建立起庞大的天人体系。它提出万物都由“太一”所生，是阴阳所化。“太一”就是“道”。“道也者，五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 《太乐》)正是阴阳 “精气”变化，才造成日月运行，四时更替，万物生长。“物动而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圜道》)，都是 “精气”衍化的结果。在认识论上，它吸收《管子》、《荀子》中阐发的 “虚一而静”思想，强调排除干扰，心志专一，方可达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得一”境界。在 《去尤》、《去囿》、《疑似》、《顺似》等篇，还专门探讨了如何排除主观方面蒙敝，善于辨别使人迷惑的“物之相似者”。

《序意》、《应同》、《君守》、《恃君》、《用民》、《顺民》、《谨听》、《本生》、《重己》、《贵公》、《去私》、《先已》、《任术》等篇，反映了 《吕氏春秋》的社会政治思想。它杂糅儒、道、法、阴阳家思想，主张建立封建大一统的帝国，为秦统一中国提供了思想准备。它以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从上古社会的 “无君”，到立“长”、立“君”，到 “天子”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群治理的需要。“今周室既灭而天子既绝”( 《谨听》)，只能使社会面临兴难。为了结束这一战乱时代，就要呼唤新的天子的产生。它宣扬阴阳五行家五德终始的理论，在《应同》中分析了夏、汤、周的兴衰，正是木德、金德、火德之间相互更替的结果。周为火德，“代火者必将水”。秦始皇正是接受了这种五德相克的理论，明确宣布自己继承的是水德。

为建立封建的大一统秩序，《吕氏春秋》在 《序意》中提出 “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 “法天地”原则。它将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又有孟、仲、季纪，认为十二纪的季节、气候变化，全是五德运行的结果，并从五音、五味、五色、五方等方面，区分了每一个月的不同属性。按照十二个月的不同特性，规定着天子所应从事的祭祀、宴享、躬耕、征伐、教民、巡狩等活动，描述了封建天子统治国家的理想图画。

《吕氏春秋》继承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之道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 《知度》)，只有这种 “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在 《本生》、《贵生》、《贵公》、《去私》、《重己》、《先己》等篇，提出天子应以“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因此，圣明的君主应当 “贵公”、“去私”，要像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一样，“不阿一人”。吸收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天子 “出于公”、“出于众”，应为民谋利，“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顺民》)。其关于 “先公”、“去私”、“先己”(正人先正己)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儒家伦理思想中的民主性精华。

《吕氏春秋》主张以 “义兵”统一天下。强调 “义兵”应秋毫无犯，纪律严明，进入敌境，要“不虐五谷，不据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蓄，不焚宅屋，不取六畜”(《怀宠》)，这样的军队，必然会受到敌国之民的欢迎，“归之若流水”，“望之若父母”。

《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保存了先秦农家思想。吕不韦虽出身商贾，却认为巩固封建的统治，应以农为本。在 《上农》篇中，明确提出： “古先圣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如果舍本逐末，反倒会“失毁其国”。

《吕氏春秋》的《乐论》反映了它的音乐美学思想。它继承了荀子《乐论》的基本思想，进一步论述了音乐艺术的起源和社会功用。它将音乐的产生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提出 “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大乐》)，又从“心”“物”感应关系，论述了音乐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 “适”的概念，强调要音 “适”和心 “适”，才能获得美感享受。《古乐》篇保存着先王制乐的传说，《音初》篇记载了古代民歌产生的神话，《音律》篇记载了对十二音律的测定方法。

《察今》、《察传》、《去宥》等篇，保存了许多古代寓言故事，如 “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等，这些故事短小精悍，文字生动，富于深刻的哲理，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吕氏春秋》的不少篇章中还记载了先秦时期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十二纪”中，按月记载了每月太阳、月亮的方位，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季节气候特征，《圜道》反映了天地运行观念，《有始》系统记载了古代关于二十八宿的名称，及其在天象上的分布。《尽数》、《达郁》等篇，分析了 “精气”在人体的流动不息以及“气郁”成病的原因，《任地》、《辨土》、《审时》等篇，反映了先秦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的水平，其中包括对土地的选择、使用，耕作方法，以及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的规律的认识。

《吕氏春秋》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其中关于“十二纪”的论述。这部分内容在儒家经典《礼记》成书时被编入，取名为《月令》。它作为一种体现阴阳五行变化，讲究“天人合一”的图式，对中国哲学、政治、文化均有很大影响。但其对中国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明显的。

《吕氏春秋》问世后，司马迁给予很高评价，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并论;后汉高诱为之作注，称赞它 “大出诸子之右”。此后，人们认为此书杂揉各家，不成一家之言，研究极少。郭沫若著《吕不韦和秦王政批判》，为是书研究廓清了路径。建国后哲学史界、思想史界重视了这部书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
• 2. 金春峰: 《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特点及其对科学、哲学的影响》,《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