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逸史》的主要内容,《南疆逸史》导读
《南疆逸史》是一部纪传体的南明史。清初温睿临撰。本书长期无缘刊行，只有抄本流传。在辗转传抄过程中有流失、遗缺。如20卷本就是一个残存本。另40卷本则较为完整。道光中，吴郡李瑶掌握了20卷本一些散佚的材料，予以补辑，编成《南疆逸史勘本》30卷刊行，更使原本湮没无闻。《勘本》背离原著精神，不用福王、唐王、桂王纪年，而用清帝年号;搜集材料不够完整。相比这下，40卷本要好些，故后之刊印都取40卷本。如宣统二年 (1910) 复古社铅印出版《南天痕》，虽然署名有异，凡例及卷次稍作改动，基本内容仍以40卷本作底本。民国四年(1915)，上海国光书局铅印《逸史》，恢复了原作书名与撰名。除了以上两个本子外，嘉庆时杨凤苞还见到一个更为完整足本，即56卷本。这个本子上海和南京两图书馆各藏2个抄本，上图本是光绪时南明史专家傅以礼长恩书室的抄本，这个本子是国光刊本的增订本。中华书局于1959年断句排印，就以它作为底本，和国光刊本互校刊行的。
温睿临 (生卒年不详)，字邻翼，一字令贻，号哂园，浙江乌程县(今吴兴)人。康熙乙酉科(1705)举人，清初南明史家。居京期间，他和万斯同以文史见知。万氏认为明史稿怀宗纪附录福、鲁、桂王事过于简略，鼓励本书作者专辑三朝，成一外史，乘故老犹存，遗文尚在，网罗可采。若错过机遇，遗老尽去，野史日湮，南明史迹，茫然若失，岂不愧对后人。温氏亦有志于此，惜乎未待书成，万氏先逝。作者于感慨之余，修史之志弥坚。书成，以福、唐、桂、鲁的疆域都在南方，故称南疆，又多辑野史以补正史之缺，故名逸史。本书约写于康熙后期 (1702—1722)。
本书56卷。纪略1—4卷，分别安宗 (福王)、绍宗 (唐王)、永历帝、监国 (鲁王) 而立。列传52卷。卷5—28为四朝大臣立合传。卷29—56为有标目的列传，依次是卷29—31为 “守土”，卷32—35为 “死事”，卷36—37为 “隐遁”，卷38—40为 “逸士”，卷41—43为 “义士”，卷44 “宗藩”，卷45—49为 “武臣”，卷50为“杂传”，卷51 “逆臣”，卷52 “奸佞”。卷前有温氏自序与凡例，卷终附录杨凤苞跋文12篇，全书约33万余字。
本书通过纪略史论，总结明亡的教训与寄托民族的怀恋。《安宗纪略》《逸史曰》：“自燕都论丧，怀生之伦，莫不饮痛。然大河南北，虽经蹂躏，而吴、楚、闽、粤、滇、黔疆域如故也。”指出南疆犹在，汉左遗民拥明之心不湣，安宗登极，顺应民心：“于是紫盖渡江，南都拥立，以伦以序，福藩为正。”其时“众庶喁喁，想望中兴”，事若不成，退而求其次，“犹未失为晋元(帝)、宋高(宗)也”，但结果北师“长江飞渡，君臣舆榇。”究其败因，“贵阳煽虐，盗贼秉钧;外连强帅，内起孤群。斥逐贞贤，引用匪类;宠赂既彰，纪纲大坏……而变生杯酒，自相屠灭，卒致倒戈，天不祚延，可概见矣。” 又因 “朝昏日甚，……不逞之徒 (指左良玉)，借清君侧”，于是朝廷“空淮左以遏江防，使敌得蹈虚乘隙，……《易》称否泰君子，小人消长。而已有国家者，可不鉴哉。”温氏称清兵为“贼”，这是站在抗清立场立论的。但他作史已在清初统一全国之后，“而已有国家者，可不鉴哉。”显然忠告清王朝要引以为鉴。
《绍宗纪略》史论曰：“帝英才大略，在藩服之时，已思有所施为。及遭逢患难，磨砺愈坚，南京既覆，枕戈泣血，躬行节俭，以裕兵食。”温氏批驳了论者“以成败论”唐王的观点，但惜其“将略未优，又束缚其手足，不能一展所长，悲夫悲夫。”流露了作者缅怀故明的民族感情。
《永历帝纪略》论曰： 虽然“崎岖黔粤之间，与蛮僚杂处，抡攘窜越，罕有宁宇，然犹支持倾侧历十五年。”但“自瞿(式耜)，何(腾蛟)致命而后，文吏偷安，武将骄暴，倚寇盗为长城，托绝域以寄命。蝥贼内讧，忠良屠戮，而遗烬以熄。” 温氏不胜感慨地引《诗》 曰：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岂不谅哉。”
本书为表彰忠义，把史可法作为列传第一，除附应廷吉传不计外，这是所有列传合传中唯一以独传出现的。传中云豫亲王“遣人持书至，可法不启，趣焚之。”述可法被俘，多铎劝降曰：“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 可法回答“我此来只求一死耳。”终不降，乃杀之。书中叙述在史可法民族气节的影响下，有人曾“假可法名号”起兵反清，“旬日间下英、霍、六安诸县，天下欣然望之，以为可法实未死去。”本书为草野之民诸如义士、义兵抗清创列专传，为他史所仅见;如“守土”、“死事”诸人列传，有官员，也有布衣身份的士大夫，贯彻了他忠义无贵贱的思想。凡例称“名位有贵贱，忠义无贵贱也。能忠义则匹夫贵矣，不能忠义则卿相贱矣”。
本书取材较多，尤以野史为最。作者对南疆人事进行归类：一为兼纪三朝事者，二为纪国变及南渡事者，三为专纪弘光事者。四为兼纪隆武、永历两朝事者，五为专纪隆武事者，六为专纪永历事者，七为专纪一人一事者，八为专纪鲁监国事者，计九类、四十余种。温氏针对“纪载有详略，年月有先后，是非有异同，毁誉有彼此”，采取万斯同 《明末诸传》及野史等有关传记四十种“合而订之，正其纰缪，删其繁芜，补其所缺，撰其未备，以成是编。”在同类书中，保存的资料最为丰富。但中南、西南抗清资料不多，特别是没有罗致到王夫之的 《永历实录》，使本书遗漏了李锦、高一功、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等农民军将领和南明联合抗清的传文。是其不足之处。此外，本书论述南明政权的覆灭时，都归之宿命论。如卷3论永历帝的败亡说： “盖大命有归，强阳余闰，固天之所不庇者也。”卷5史可法传论云，可法面对残局，一人独撑，但国将不国，“何补败亡，况于一隅当百万之众哉。悲夫，观(应)廷吉之论，亦足明天命之不祚矣。虽有忠贞，岂能回天!”卷11凌駉等五人合传传论曰：“苟国有长君，疾遣重臣镇抚之，控引河淮，联络山左，其间草野寨师龙咆虎吼之士，感仰中兴之主，可以共功。”但政局命运不济，“驯至士民失望，豪杰解体，骁将劲旅，尽为敌用，此岂得谓天亡之哉”。类似议论颇多，反映了本书史观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