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铎》的主要内容,《清诗铎》导读
《清诗铎》是清张应昌编纂的一部清诗选集。原称《国朝诗铎》，1960年中华书局排印出版时改今名。张应昌 (1790—1874)字仲甫，浙江归安 (今吴兴) 人，移籍钱塘(今杭州)。嘉庆十五年 (1810)举人。官至内阁中书舍人。好著书，通经史，兼善词章，著有《春秋属辞辨例编》80卷、《补正南北史识小录》28卷、《彝寿轩诗钞》12卷、《烟波渔唱》4卷。其《春秋属辞辨例编》成于晚年，功力纯厚，于同治间进呈御览，有“耆年好学，甚属可嘉”之谕。所选清诗除《诗铎》外，尚有《国朝诗正气集》若干卷，惜已不传。卒于同治十三年 (1874)，年八十五。《清史列传》卷69有传。
《晚晴簃诗汇》卷121载有张应昌为 《诗铎》和《正气集》自题诗各一首，前者末尾四句说：“披拣集众益，民生暨吏事。以充铭座词，以为采风备。”后者开头四句说：“忠孝节义事，史传志乘详。咏叹易兴感，重此歌诗章。”可见选家的目光在《诗铎》一书偏重于世道，所选无不关心吏治民风，在《正气集》一书则专注于人心，全力歌颂忠孝节义之事。二者立意稍有不同，而要达到的目的却无以异。《周礼》的古注说：“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德也。”木铎即以木为舌的大铃，宣布政令前往往巡行振铎，以引起众人注意。编者在这里称选集为“铎”，显然是为了弘扬“诗教”，就是说要借助诗歌的讽谕劝惩功用来警戒当世。朱绪曾为本书所作的序言概括为 “以宣民隐，以资吏治，以厚风俗，以清政原”四句话，十分确当。由此看来，《清诗铎》的推出不是为了知人评诗，也不是为了反映有清一代诗歌发展的面貌，它只是想为世人特别是当政者树立一个座右铭，朝夕为鉴。这就决定了本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它是研究清代社会史的一种必要的参考资料。
本书的编辑开始于清咸丰六年(1856)，原以诗人编次，各家有一时一地数篇数十篇，也仿照白居易《秦中吟》、《新乐府》的旧例汇录在一处，当时选人近1000家，选诗5000余首。后来反复增删，到同治八年(1869)定稿时，又改为分类载诗，每类诗人先后以登科年代为序，布衣野老按行辈插入，闺媛、方外则附于后。所选的诗也经过重新裁别，保有其最精警者，共2000余首。现在所见即同治八年永康应氏秀芝堂刻本，全书26卷，总分为152类，如卷2是财赋、米谷、漕政，卷15是水灾、旱灾、风灾、雹灾、雪灾、雷异、日食、地震、火灾、虫灾，卷18是用人、察吏、官箴、大吏、奉使、守令、吏胥差役、循良歌颂、酷吏、清廉、贪黩、权奸、世禄、仕宦，等等。其中所选的诗有不少篇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如卷6田家类各诗写出了农民 “一身耕织劬劳并，滋味长年咬菜根。为言辛苦犹不足，食无余粒衣无幅”(季麒光《田妇行》)的痛苦生活，卷8催科类各诗写出了“朝廷考课催科重，乡里小民肌肤痛。官久渐觉民命轻，耳熟宁闻冤号声”(钱澄之《催粮行》)的官民矛盾，卷13民变类各诗则指出了官逼民反的事实： “官私计尽生路无，不如却就城中死。一呼万应齐挥拳，胥吏奔散如飞烟。”(赵执信《甿入城行》)他如卷11武功类写反侵略战争，卷26鸦片烟类写禁烟运动等，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当然因为原诗的作者及本书的选家都受到封建主义的局限，其中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宣扬封建纲常伦理及宗教迷信的内容在所多有，这是阅读本书时所应注意的。
本书除了政治认识方面的价值而外，还有保存文献史料的价值。卷首《诗人名氏爵里著作目》开列作者909人，并以自己及从子张兴烈附末，合911人。各家有简要小传记述字号、里籍、仕履、著述，其中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全赖此处提供线索，这个《著作目》正可以作为通观清诗的粗略门径。据统计，《著作目》中著录的文集、笔记、诗话近千种，很多书现在已难看到，从本书中的选诗当可窥豹一斑，这也是本书得以流传的一个原因。
参考文献
- 1. 张应昌: 《清诗铎》,中华书局,1960。
- 2.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中华书局。1990。
- 3. 钱仲联、钱学增: 《清诗精华录》,齐鲁书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