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论》的主要内容,《中论》导读

《中论》是东汉时期的一部政论性著作。徐幹撰。曾收入《汉魏丛书》(明万历本)、《两京遗编》(明万历本)、《四库全书》(子部 ·儒家类)、《小万卷楼丛书》、《龙溪精舍丛书》、《四部丛刊》 等。《隋书 ·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均称有6卷，而晁公武《读书志》和陈振孙 《书录解题》却记作2卷，与今存本相合。故有人认为该书 “恐为宋人所合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原本有20余篇，宋曾巩校书时，仅存20篇。其中 《复三年丧》篇、《制役》等篇亡佚。清王仁俊曾辑佚文一卷。

徐幹(171—218)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昌乐)人。汉魏之际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建安七子”之一。出身于庶族，东汉末年“闭户自守”，“以六籍娱心而已。”(中论 ·原序)曹魏时曾官至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中郎将文学。因病去官后，“潜身穷巷，颐志保置。”“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三国志 ·魏书 ·王粲传)养浩然之气，习羡门之术，除儒家外，又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著作除 《中论》 外，后人辑有 《徐伟长集》。

现存 《中论》为上、下两卷，每卷各10篇，共20篇，约22800字。上卷篇目为 《治学》、《法象》、《修本》、《虚道》、《贵验》、《艺纪》、《核辨》、《智行》、《爵禄》; 下卷篇目为 《考伪》、《遣交》、《历数》、《夭寿》、《务本》、《审大臣》、《慎所从》、《亡国》、《赏罚》、《民数》。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道德、学术等各个方面。它值得重视的有以下诸方面：首先，《中论》提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徐幹先受王充思想的影响，他否定天有意志，有目的，能主宰人事。他认为人的寿夭并不由天的意志来决定，而是与人的心理、修养联系在一起的。文章考察了历史上许多人寿夭的情况，认为“考其年寿不为夭矣，斯非仁者寿之验耶?”“天虽欲福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它还提出世间的事物有“常道”，有“变数”，“圣人取大略以为成法”，即为 “常道”，但也不能排斥有反常现象、偶然性和盲目性，即为 “变数”。人们观察事物，分析问题不能为偶然性、盲目性所迷惑，“必原事类之宜而循理焉”。在“治世”正常情况下，“行善者获福，为恶者得祸”，在“乱世”不正常的情况下，结果恰恰相反，但 “知者不以变数疑常道”。应 “循福之所自来，防祸之所由至也”。在不可捉摸的命运支配下，人们遇到不同遭遇，也应坚持自己的志向和操守，主张“遇不遇，非我也，其时也……守其所志而已矣。”君子不能因为趋福避祸而改变自己的善行，“岁之有凶禳而荒其稼穑者，非良农也;利之有盈缩而弃其资贷者，非良贾也;行之有祸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其次，该书提出了重才智、轻德行的人才观。书中认为在汉魏之际，统治者只有本大义，重才智，才能御万国，临四海。然而德行和智慧二者，孰为重要?儒家传统的观点一直是重德行而轻智慧，可是《中论》在提出 “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的问题后明确回答：“其明哲乎!失明哲之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者也。”才智之士所以可贵，在于他们能建功立业，有益于世。他们能 “威而不慑，困而能通，决嫌定疑，辨物居方，禳祸于忽秒，求福于未萌，见变事则达其机，得经事则循其常。不仅能明哲保身，而且能经世济民，其作用是志行之士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一点出发，书中还进一步提出反对崇尚孝廉之风，认为“治国致平”应重于“孝悌忠信”。对于才智之士来说，只是才智多，志行少的问题，并非全无德行，故不能以小疵而妄加贬抑。其三，解决土地兼并的主张。《中论》提出东汉末年社会贫富不均、士人贫困不足，均由于大地主、大官僚和贵族掠夺和兼并土地造成的，书中说： “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于是奸心竞生，伪端并作矣。小则盗窃，大则攻劫，严刑峻法不能救也。”因此他提出要把隐庇逃亡的农户从官僚贵族的田庄中争夺过来，“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只有这样才能 “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才能 “事役既均”、“民尽其力”，“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下无怨疚焉。”同时他还提出对纡青拖紫的贵族加以限制，“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

《中论》以 “中”为宗旨，强调 “言有序”，“不失事”、“不失其节”，一切都要处置得 “所”，“必原事类之宜而循理焉”。全书含有朴素的辩证法的因素。它否定天有意志、能主宰人事，它的天道观和祸福观表现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倾向，这些都丰富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宝库。书中提出限止兼并和蓄奴，反映了汉魏之际社会进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反映了庶族地主中下层“治国致平”、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特别是重才智轻德行的人才观，对阀阅世族势力的陈腐观念和用人标准提出了挑战，对才智之士及其社会作用的论述振聋发聩，对传统儒学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有利于人们从虚伪、僵化的儒家经义、教条中解脱出来，具有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为后来曹操推行 “唯才是举”，选拔“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的革新政策作了理论、思想准备，为庶族、平民出身的士人跃登政治舞台铺平了道路，对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徐幹:《中论》,见《古今图书集成》,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
• 2.祝瑞开:《两汉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