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心别集》的主要内容,《水心别集》导读

《水心别集》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关于哲学、政治和经济的重要论著。南宋叶适(见“水心先生文集”)著。本书在宋代即有刻本，宋人陈振孙曾见过此书。有清同治9年(1870)李春和重刻孙衣言藏写本：清武昌局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19、1929、1936年初次影印、二次影印、缩印《四部丛刊》本;清光绪8年(1882)瑞安孙衣言重刻《永嘉丛书本》。在这些版本中，旧抄本有清孙诒让朱校，清抄本有咏樵跋。1961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叶适集》是将《水心别集》和叶适的另一部著作《水心文集》合编而成的，为最新的好版本。

《水心别集》全书10余万字，共16卷，前8卷为《进卷》、第9卷为《廷对》、中6卷为《外稿》、后1卷为《后总》。叶适自己有书跋，说此书是他在嘉泰四年(1204)亲自编辑的，其《后总》中又有叶适学生袁聘儒的校语。

《水心别集》内容丰富，论述全面，涉及哲学、政治和经济等思想。关于哲学思想，1、唯物主义自然观：肯定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也，物之情也”(卷5《进卷·诗》)。物又由原始物质气所产生：“夫天、地、水、火、雷、风、山、泽，此八物者，一气之所役，阴阳之所分，其始为造，其卒为化” (卷5《进卷·易》)。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不具有矛盾的两面性：“道原一而成于两。古之言者必以两。凡物之形，阴阳、刚柔、逆顺、向背、奇耦、离合、经纬、纪纲，皆两也。夫岂惟此，凡天下可言者，皆两也，非一也” (卷7《进卷·中庸》)。但又认为矛盾可以调和：“道至于中庸而止”(卷7《进卷·中庸》)，这又陷入了形而上学。2、唯物主义认识论：一方面提出，“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卷11 《外稿·财总论一》)，同时也坚决反对“泥古”，反对把美化了的古代制度和思想强行于当代，说这是“荣古而陋今”(卷3《进卷·官法中》)，是“言古而不通于今”(卷12《外稿·法度总论 一》)。强调“古今异时”，即各历史时期的条件不同，其制度也不能相同，但各时代的不同制度均有一个同一的目的，即在于要 “维持上下之势”(同上)。

关于政治思想和主张，认为“先王”虽然没有废除“令”、“权”或“法”，但是并不以这三者作为维护君权的首要手段; 由于“后世之君”想靠它们来进行统治，“是以申、商、韩非之祸，炽于天下而不可禁” (卷1《进卷·君德一》)。强调“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同上)，即人君要用真意实德来实行正确的政策，这样才能“令不期而信，权不制而尊，法不严而必，兵强国富”(卷1《进卷·君德二》)。书中提出治理国家要注意势，这里的势是指主动权，认为人君要使国家得到治理，必须使“天下之势在己而不在物”(卷1 《进卷 ·治势上》)，做不到这一点，国家就会乱或亡，希望通过加强君权来巩固宋朝的统治。同时，书中还把历代王朝的兴乱、治乱，归结为对待 “祖宗之意”的态度上，认为开国之君所以能夺取和巩固政权，总有其道理，而后代君主抛弃了祖宗的做法，则使国家走向衰败。面对南宋当时“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的局面，明确反对大地主官僚集团的妥协投降政策，但又不主张轻率的冒险主义、提出自己操攻守之主动权，不盲目 “待时”的主张： “时自我为之，则不可以有所待也;时自发发之，则不可以有所乘也，不为，则无时矣，何待? 不发，则无机矣，何乘?” (卷 10《外稿 ·息虚论》)

关于经济思想：1、保富论。在本书的经济思想中，保富思想占着最重要的地位。认为“富民”是一国 “上下之所赖”(卷2《进卷·民事下》)的社会中坚，这里的 “上”即封建国家，“下”则指贫苦百姓，认为富民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政策必须以 “保富”为原则。从此出发，坚决反对抑兼并，认为既然富民有“供上”和 “养民”的双重 “勤劳”，即使他们残酷剥削贫民以增殖财富，亦不为过分：“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 (卷2 《进卷 ·民事下》)。国家不应因此而加以抑制和打击，不应“破富人以扶贫弱者”(同上)。书中反对抑兼并的主张，也包括反对抑制商人兼并的内容： 反对国家直接经营并控制工商业的轻重政策，认为“不齐”即贫富不均的现象久已成了历史的事实，“富人大贾”掌握 “开阖、敛散、轻重之权” 已经 “不知其几千百年” (卷2 《进卷 ·财计上》)，国家不应该夺富人大贾的轻重之权，尤其不可“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同上)，公开批判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重本抑末论。另外，由保富思想出发，在土地制度方面，主张维护土地私有制，反对复井田。认为井田是过时的制度，不适合现时的条件，土地私有制由来已久，不可变更; 况且实行井田制要花费巨大的人力和时间 “正经界，治沟洫”，但 “得粟之多寡则无异于后世” (卷2《进卷·民事下》)，同古代的井田制相比，土地私有制下的农业生产“法简而易周，力少而博”(同上)，而且土地私有制 “使民自养于中”，用不着国家使用大批田官来监管。保富论的理论基础则是“以利和义”论，认为利和义是统一的，求利是人的本性，对此只能顺应，而不能束缚和抑制： “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卷3《进卷·官法下》)。2、理财论。书中认为理财和聚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聚敛是“不义”的，是应当反对的，而理财则是正当和必要的，“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 (卷2 《进卷 ·财计上》); 而只要是 “取诸民而供上用”，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是聚敛而不是理财。认为真正的理财是 “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同上)。即，一方面是为民理财，即不止是为解决封建国家的财政需要而理财，还应是为增殖社会财富而理财，不止是国家 “自理之”，还必须 “为天下理之”(同上); 另一方面，许民自理财，即允许百姓自己从事经济活动以 “自利”。这样就可使 “上之用度……沛然满足而不匮”(同上)。这里的所谓理财，已不是怎样取得财政收入的问题，而是一个怎样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但并不是把取得财政收入的问题从“理财”的概念中完全排除掉，并不是要国家根本不“取诸民”，而只是要国家尽量少取，“财愈少而愈治”(卷11 《外稿·财总论二》)。

《水心别集》自成体系，反映了叶适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政治、经济思想，对后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书对过去的文献、传说与观点提出了许多疑问和批判，充分体现了作者叶适的疑古精神。这种精神自东汉王充而后是极其罕见的。在叶适的时代，儒家思想在社会思想意识领域久已成为无不怀疑的信条，这就使批判思想的形式遭遇更大的阻力。本书在思想史中的地位，不仅在于它提供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和原则，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对许多传统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质疑。如在经济思想方面，对贵义贱利和重本抑末这两个在经济思想领域支配时间最久、支配作用最大的教条，都公开地、直言不讳地进行了批判，这在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形成后还是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