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集注》的主要内容,《四书集注》导读

《四书集注》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朱熹撰包括《大学章句》 1卷; 《论语集注》 10卷; 《孟子集注》7卷;《中庸章句》1卷共四个部分。经朱熹注释，合成 一书刊行，称为《四子》后人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 《四书集注》，宣传程朱理学思想。

《论语》记载孔子及其门弟子的言行。《孟子》记述孟轲的言论。它们在汉代已受到重视。东汉赵岐《孟子题辞》说：“西汉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它们虽尚未与五经并列，然已被看成辅翼经典的传记而一度置了博士。但汉代人们对《论》、《孟》的看法尚有区别。《论语》 已为专门之学，有专人传授。《孟子》虽常被人称引，而未见传人。《汉书· 艺文志》将《论语》列入六艺类，而将《孟子》列入诸子类。说明在刘向、刘歆、班固等人心目中《孟子》连作六经传记的资格也还不够。汉以后，《论语》的地位越来越高，魏晋间注家甚多，如魏何晏作注，梁皇侃为之作疏，其地位已与经相等。《孟子》 虽经赵岐注释，仍不能与《论语》并列。《孟子》地位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唐代古文家韩愈及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鼓吹。它被列为经，大概在宋哲宗元佑年间。至南宋朱熹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辨，并将《孟子》编入 《四书》，它与 《论语》 并列的地位才确定下来。《中庸》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孔伋所作，但从文中提到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看，则是秦始皇时代的事。说明《中庸》中尚有一部分不是子思的直接著作。它和《大学》都被汉人戴圣收入《礼记》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南朝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肖衍有讲疏二卷，但这些书今已不存。从现有史料看，它们在当时似乎没有发生重要影响。按传统的说法《大学》的传文是孔子的门生曾参所作，但这种说法与《大戴礼记》中《曾子立事》等篇不符。作者是谁，至今不明。朱熹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肯定它是孔氏遗书，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列在《论语》之前。特别重视《大学》和《中庸》的是韩愈和他的朋友李翱。李翱的 《复性书》，将《中庸》、《大学》的一些观点溶为一体加以发挥而建立起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为宋代理学家开了先路。发挥李翱的思想尊奉《中庸》，并把它与《大学》、《论》、《孟》并提的是二程。把这四者合成一书，则自朱熹的集注开始。

朱熹撰 《四书章句》 历时多年。孝宗淳熙四年(1168)，《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初步编成，内容多引用程颢、程颐及程门弟子的注释，故称“集注”。淳熙十六年(1189)，《大学章句》与《中庸章句》初步编成，基本上是朱熹自己的注释，故称“章句”。光宗绍熙元年(1190)，朱熹在知漳州任上，首次刊刻上述四种书，“四书”名称从此确立。但此刻本今已不可得。后朱熹又反复修改，定本在他死后刊于兴国(今江西省兴国县)，但此定本今也不可见。至元朝仁宗延祐间，诏定《四书集注》试士子，更风行于世，翻刻者不可胜计。明初官修的《四书大全》，全录朱熹的注，为此后坊间各本所宗依，然并非善本。清乾隆间，于敏中等辑有《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抄本。嘉庆间，吴英、吴志忠父子用多种古本及宋元人所作疏释本相校，力求恢复朱熹定本的原貌，于嘉庆十六年(1811)刊出，是现存各本中较好的。1983年，中华书局用它做底本，整理出版了新本，作为 《新编诸子集成》 之一。

本书版本甚多，次序与卷数也不相同。按朱熹的原意，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盖以《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先读以定其规模; 《中庸》为孔门传心之法，次读以求古人之微妙。因其功力有浅深，故次第为最先及最后。后世或因刊本篇幅之便利，移《中庸》以先《论语》;或因 ”四书”著述时代之早晚，移《中庸》以先《孟子》;皆失朱熹之本旨。今流行本先《大学章句》1卷，次 《中庸章句》1卷，次《论语集注》10卷，次《孟子集注》7卷，共计19卷。各书之前有“序”或 “序说”。现《新编诸子集成》本中 《孟子集注》 各章有上下，故7卷析为14卷。

朱熹 (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别号紫阳。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 ，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后徙于建阳(今属福建)考亭。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淳熙时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当时浙东闹灾荒，他单车巡行境内，救荒革弊、创社仓法。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等。宁宗初，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历时仅四十天。因上疏告韩侂胄被免职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二年(1196)被胡纮、沈继祖弹劾宣扬伪学而落职罢祠，后致仕，七十一岁时，在学禁的高压氛围下逝世，后追谥 “文”。

朱熹早期主张抗金，中年以后转持消极防守。受业于李侗，得程颢、程颐之传，兼采周敦颐、张载等人学说，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其学派被称为 “闽学”或 “考亭学派”、“程朱学派”。曾被韩侂胄视为伪学，加以禁止。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全体，包括不能分离的 “理”、“气”。理在气先，万物有万理，万物均源于 “天理”。而“天理”即“三纲五常”。人们须去人欲，存 “天理”，“正心诚意”、“居敬”、“穷理”以“求仁”，生平主要从事著书、讲学。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贡献。学生众多，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伊洛渊源录》、《名臣言行录》、《资治通鉴纲目》、《楚辞集注》、《诗集传》、《韩文考异》，及后人编纂的《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等。

《四书集注》是朱熹用力最勤的一部著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于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李性传在饶州刊 《朱子语续录·后序》中说： “今《大学·诚意》章，盖未易箦前一夕所改也。是《四书》者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遗蕴。”朱熹在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来注这部书。其目的，在于他为了建立新儒学(即理学)传播新儒学的需要而所作的选择。

《四书集注》成书经历了四十余年，朱熹首先收集关于《四书》的各种注解，特别是二程及其门徒的注解，及复选择，编成《精义》、《要义》或《集义》，然后从《集义》中选出他认为正解的解释加入《集注》，并在此基础上发挥他的观点。再作《或问》来阐述他所以如此注解的理由，解答别人可能提出的问题。对于《四书》涉及的音读、训诂、名物制度、仍多采用汉、魏人的注疏。他说： “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他则着重推敲字句，发挥他的哲学观点。在 《四书》 中有利于传播理学的是 《大学》和《中庸》，所以他更加重视。他在《大学章句》中首引程子曰： “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 《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他认为《大学》一书，“要紧只在格物两字。对于 《中庸》，他引程子序说： “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中庸》把天与性、性与道联系起来，可以作为哲学的指导思想，予以推广，所以他说：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 《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次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论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之后，方宜读之。”他把《大学》看作理学的纲领，故列在首位;而《中庸》则是理学的精髓，故列入最后，一起一结，互相呼应，中间以孔、孟言论作印证，把《四书》捏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用来传播他的理学思想。

本书是朱熹取其“精粹”为理学之大成的代表作。“四书”的集结，标志着朱熹理学体系的确立。他的注释，宣扬 “理”为宇宙之本，强调“天下之物，皆实为理所为”。提出 “天理人欲，同行异情”的原则，认为“天理与人欲不容并立”，主张 “存天理，遏人欲”。他用 “正心诚意”的观点联结“四书“，强调“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因此，“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他还阐述“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宣扬认识的主体是人心的 “知”，认识的对象是事物的“理”，认识的方法是“格物”，认识的目的是 “穷理”。此外，他在 “集注”中就政治、道统、教育、修养等各种问题，发挥了理学家的观点。由于本书的目的在于阐发理学思想，因此往往对原书的意思有不少歪曲，甚至于 《大学》强分 “经”与 “传”，颠倒旧次，补缀缺文。对于字义、名物、制度等训释，时有疏忽之处。这些缺点不免遭到后人的讥议。

朱熹对这部书评价甚高，将它的地位置在六经之上。他在朱子语类中说： “《中庸》一书，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整齐。”“《论语》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与六经比较，他说：“《语》、《孟》 工夫少，得效多： 六经功夫多，得效少”。“《易》非学者之急务也，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 《易》与 《诗》，然得其力，则未若 《语》《孟》之多也。《易》 与 《诗》 中所得，似鸡肋焉。”

《四书》刊行于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当时虽未被当权者重视，然已被其门人大力吹嘘，广为传播。至元朝延祐年间复科举，规定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自此至清末废科举以前的七百年间，它始终与五经并列，而且被看成是六经的阶梯，为初学者所必读，其实际地位和影响是驾乎五经之上的。本书影响极其广泛。本书翻刻本及为之疏释者甚多，如元刘因的 《四书集义精要》、元胡炳文的 《四书通》、明初胡广等奉敕撰的 《四书大会》、明蔡清的《四书蒙引》等等。《明史·艺文志》别立“四书”一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也有 “四书类”，汇集了各种著述。清代的汉学家不满于宋学，从语言文字学与考据学的角度，纠正了 《四书集注》 中的许多错误。

《四书》既是封建社会后期官方钦定的教科书，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必然包含着大量的封建糟粕，其基本倾向必须批判。但它毕竟是对社会起过重大影响的传统文化，对后世的哲学、政治、文学、史学等都有深远的影响。而其分体和枝节，不无可供借鉴之处。如民本思想、慎独修身、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等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而且朱熹对《四书》的注释，虽有歪曲之处，但一般情况下还是力求忠于《四书》本文的原意，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帮助人们阅读《四书》还是有作用的。

参考文献

• 1.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1986年。
• 2. 《四书集注》,岳麓书社出版,1985。
• 3. 杨伯峻: 《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 4. 杨伯峻: 《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1。
• 5. 周予同:《朱熹》,商务印书馆,1929
•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 6.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