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律合编》的主要内容,《唐明律合编》导读
《唐明律合编》是对唐律和明律进行比较研究的法学专著。清薛允升(见 “读例存疑”)撰。薛氏对唐律推崇备至，认为“唐律集众律之大成，又经诸名流裁酌损益，审慎周详而后成书，绝无偏倚踳驳之弊”，而且“繁简适中，宽严亦俱其平，无可再有增减者矣!”明律修订中也曾要求 “遵用唐律”，但 “其意总求胜于唐律”，故对唐律“点窜”、“涂改”甚多，致使唐律“名存实亡”。乃将两律合编，逐条疏证，“各有论说，互有比较”，以了解两律的“彼此参差，轻重互异”，从而探讨二者“命意之所在”及其“宽猛得失之处”用为借鉴。本书刊行后的版本，以1922年徐世昌校刊的退耕堂本为较善，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较通行。
本书30卷，以唐律为主体进行编排，唐律12篇502条一仍其旧，明律2篇30门460条则将其适于比较的律条列于唐律之后。唐、明有关的令和条例分别附载。明律源于元律者，元律照录。
广征博引，沿波讨源，详加论证，是本书一大特色。举凡儒家经典、史籍及其注疏的论断、记述和解说，知名学者、论著的议论，以及明清解律诸家专著(如明代雷梦麟《读律琐言》、陆柬之《读律管见》、王肯堂《律例笺释》、 清代王明德 《读律佩觽》、沈之奇《明律辑注》、夏敬一《读律示掌》)的意见和资料等等，均尽行搜集，而大多以薛氏的按语作结。其中不乏平允、精辟的论点。例如总的比较唐明律的罪刑轻重： “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亦可以观世变矣。”扬唐抑明，从不同角度批评明律，是本书的基本倾向。如抨击明律“无弊不防”而心劳日拙者，例如明律吏律职制门有“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等条，均唐律所无，而犯者处斩。薛按云： “以上诸条，凡所以防止臣下揽权专擅，并结党援者，固已不遗余力矣。然猜忌过甚，则刚克消亡”，以致 “唯诺盈廷，无所可否，于国事究何裨乎!”指摘明律律文含糊不清，律条彼此抵牾，畸重畸轻者，例如同上门 “大臣专擅选官”条规定：“凡除授官员，皆得朝廷选用，若大臣擅选用者斩”; “滥设官吏”条规定： “凡内外各衙门有额定员数，而多余添设者，当该官吏一人杖一百。”薛按指出，上条“大臣不知何指，而专擅选官即拟斩罪，未免太严。其实皆违制之罪也。”唐律不设此专条，“最为得体”。下条 “多余添设”何种官职亦 “未叙明”，而“俱杖一百”(对照唐律职制律： “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者，一人杖一百。” 疏议对此作了明确解说： 官，指“视六品以下及流外杂任等。”)，与上条处斩比较，“太相悬殊”。此外，薛氏以唐律为准，剖析明律定罪量刑不当，总的是颇伤严刻，不如唐律持平;律义不明，顾此失彼，不如唐律确切、严谨、周备;律文拖沓，重见叠出，不如唐律简洁。对明律的非议之词如 “殊不可解”，“殊未允协”、“殊觉不伦不类”不一而足。要之，薛氏坚持历代法典“以唐律为最善”，“虽至今存可也，纷纷议改何为哉!”并认为明律对唐律的改动，乃是“事不师古而私心自用，非良法也。”
薛氏另著《读例存疑》(参该条)，就清代先后所颁条例之间，以及律例之间的抵牾，歧异，罪刑畸轻畸重等弊端，条分缕析，详加评议。措词之严，不亚本书之于明律。而清律基本上是明律的翻版。本书批明律，实即所以批清律。
虽然薛氏强调“制度之变更，风气之殊异，固难历久而不易”，而全书对明律制订的历史背景、明律改动唐律的某些历史必然，未加具体分析;对明律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几乎全予否定，似欠公允。但本书取材广泛、翔实，考订精详，仍不失为研究唐明律及中国法律史的参考要籍。